李任予

　　李任予，乳名亞橋，輩名濟道，參加革命后曾用名李力一、李德山、黎亞克、李之道，早期中共黨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農紅軍早期領導人之一。李任予革命生涯堪稱傳奇，他先后參加了省港大罷工、北伐戰(zhàn)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閩西蘇區(qū)創(chuàng)建者之一，參加了著名的新泉整訓和古田會議，并在古田會議后成為紅四軍領導層中僅次于毛澤東、朱德、陳毅的第四號人物，后來又受黨中央委派到南京、上海開展革命工作、組織領導北平反蔣抗日運動，領導了保定二師護校學潮和著名的高蠡暴動，最后因暴動失敗壯烈犧牲。他從1925年投身革命至1932年壯烈犧牲，為了共產主義事業(yè)南北轉戰(zhàn)，革命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經歷了中國革命諸多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閱歷之豐富在早期共產黨人中無疑是個傳奇。2022年5月，李任予革命生平事跡被錄入《中共黨史人物傳》第90卷。

李任予故居

　　投身大革命洪流

　　1903年11月， 李任予出生于廣東省新豐縣豐城街道城東村車田圍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兄妹5人，他為兄長，其父親李名伍，以教書、行醫(yī)為生，兼種幾畝薄田，勉強維持七口之家生活，貧寒的家境使他從小養(yǎng)成了勤奮好學、剛正堅毅的性格。幼年時期，他隨父在私塾讀書時，早誦晚讀，刻苦求知，成績名列前茅。后因母親因病去世，他在9歲時被送到梅坑鎮(zhèn)大嶺村諸家鎮(zhèn)塘陂嶺外公家寄養(yǎng)。1923年，在其舅父資助下，李任予考入韶關開明中學。在校就讀期間，受五四愛國運動和各種新思想、新文化影響，他經常利用課余時間閱讀進步書刊，尋求救國救民之道，并積極參加校內進步活動。1924年，李任予因為參與發(fā)起反對校方壓制進步學生的活動而遭到學校開除。

　　1925年初，李任予又在其舅父資助下前往廣州，考入廣東甲種工業(yè)學校。此時的廣州，在國共合作推動下，大革命浪潮風起云涌，這既使他深受鼓舞，激發(fā)了他投身大革命的熱情。在工運領袖蘇兆征、鄧蘇夏的引領下，李任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啟蒙，他一邊讀書，一邊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在省港大罷工中表現突出，同年10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6年，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李任予接受黨組織安排，投筆從戎，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蔣光鼐教導團任政治指導員，隨軍北伐。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大舉逮捕和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于是黨組織安排他到北江和西江從事革命活動。在白色恐怖下，1927年8月1日，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師第七十團指導員的李任予率部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他喬妝脫險，潛回廣州找到黨組織，接著又參加了廣州起義。在起義中，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瘋狂反撲，李任予率領工人赤衛(wèi)隊頑強抵抗，血戰(zhàn)街頭，起義失敗后撒往海陸豐。這樣，在不到半年時間里，為了工農勞苦大眾的翻身解放，李任予接連參加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成為一個堅強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

　　參與創(chuàng)建閩西蘇區(qū)

　　1928年春，李任予受黨組織委派前往福建，先后任中共福建臨時省委特派員、中共上杭縣委書記、中共閩西臨時特委軍事書記，在閩西開展土地革命。期間，李任予與特委書記鄧子恢等深入平和、連城、龍巖、永定、上杭、長汀一帶農村，發(fā)動群眾，組織工農武裝，舉行武裝暴動，建立紅色政權，為創(chuàng)建閩西蘇區(qū)奠定了基礎。  

　　1929年春，為打破蔣介石對井岡山根據地的圍剿，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第一次入閩。李任予率領閩西工農武裝，主動出擊，積極配合紅四軍作戰(zhàn)，從而粉碎了蔣介石對井岡山的圍剿，壯大了閩西蘇區(qū)。

　　5月中旬，蔣介石在贛南再次調集重兵圍剿井岡山。毛澤東、朱德乘閩西敵軍兵力空虛之機，決定避敵鋒芒，率紅四軍第二次入閩，經長汀、四都直取龍巖，在李任予率領的閩西地方武裝配合下，接連攻占龍巖、永定等縣城，使閩西蘇區(qū)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閩西革命斗爭新局面。6月，紅四軍在閩西休整期間，為加強地方武裝正規(guī)化建設，擴充紅軍主力，毛澤東、朱德決定，將閩西地方武裝整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任命李任予為黨代表，傅柏翠為縱隊長。 

　　第四縱隊組建不久，蔣介石為消滅閩西正在蓬勃發(fā)展的革命勢力，迅速調集閩、贛、粵三省兵力，對閩西蘇區(qū)進行“會剿”。面對來勢兇猛的敵人，李任予率領第四縱隊配合紅四軍主力，采取靈活機動的游擊戰(zhàn)術，先后取得了3次攻占龍巖縣城勝利，并在紅四軍“七月分兵”行動中，與其他縱隊一起，在閩西廣大地區(qū)放手發(fā)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閩西蘇區(qū)，第四縱隊也在反圍剿戰(zhàn)斗中不斷發(fā)展壯大，成為紅四軍主力縱隊之一。

　　接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

　　1929年7月，李任予調任紅四軍第二縱隊黨代表、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不久，又接替陳毅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輔佐毛澤東、朱德加強紅四軍思想政治工作。

　　李任予接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后，為擴大政治宣傳，鼓舞部隊斗志，以紅四軍政治部名義創(chuàng)辦了《浪花》報，采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旗幟鮮明地宣傳黨和人民軍隊宗旨，揭露國民黨壓迫剝削工農大眾的反動本質，報道蘇區(qū)軍民反圍剿斗爭的勝利，號召廣大指戰(zhàn)員為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而奮斗。為了辦好《浪花》報，李任予經常廢寢忘食，組織、審閱、修改稿件，有時還親自動手撰寫重要文章，使《浪花》報既政治鮮明，又生動活潑，深受廣大指戰(zhàn)員的歡迎。《浪花》報的創(chuàng)辦，開創(chuàng)了人民軍隊新聞宣傳工作的先河，成為人民軍隊第一張鉛印軍報。其中李任予主編的《浪花》報“創(chuàng)刊號”，已鑒定為國家二級文物，由古田會議紀念館收藏展出。 

　　同年10月，紅四軍攻占了上杭縣城后，為加強地方工作領導，李任予兼任中共上杭縣委書記。李任予到任后，在廣泛發(fā)動群眾的基礎上，召開上杭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上杭縣蘇維埃政府。為打破國民黨對蘇區(qū)的經濟封鎖，發(fā)展生產，上杭縣才溪鄉(xiāng)創(chuàng)辦了閩西第一個消費合作社，并在全縣推廣。從而活躍了蘇區(qū)經濟，促進了物資交流，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在經濟上“困死”蘇區(qū)的陰謀。

　　在上杭期間，李任予與毛澤東等紅四軍領導接觸較多，頗得他們賞識。這年重陽節(jié)，毛澤東從永定來到上杭，當他看到滿山遍野金黃色的野菊花，聯想到上杭大好革命形勢。不禁詩興大發(fā)，在上杭臨江樓揮筆寫下《采桑子重陽》：“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zhàn)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香。”這首詞，既是詩人對自然風光的贊美，又是他革命豪情的抒發(fā)，或許也表達了他對上杭革命形勢的肯定。

　　閩西是客家方言地區(qū)，毛澤東在上杭開展農村調查和群眾工作時，他的湖南口音讓當地人聽不明白。李任予是客家人，每逢這種場合，他總是主動給毛澤東當“翻譯”，將毛澤東說的湖南話用客家話表述出來，讓當地老百姓倍感親切，又懂得了革命道理。李任予這種熱情主動、認真負責，積極協助毛澤東開展工作的精神，深得陳毅贊賞。當時，為了爭取駐福建的國民黨蔣光鼐部起義，朱德、陳毅準備讓曾與蔣共過事的李任予前往福州做工作，陳毅還特此寫了兩句詩：“且遣李郎招舊部，重陽決策下福州”，對李任予去福州搞“策反”寄予厚望。福建省委對李任予工作也十分滿意，曾專門給紅四軍前委去信，請求在紅四軍離開閩西時，將李任予留在當地工作。這一切充分表明，當年毛澤東、朱德、陳毅及蘇區(qū)人民對李任予的器重和信任。

　　籌備和參加召開古田會議

　　1929年11月28日，在福建長汀，李任予參加了毛澤東主持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討論和研究如何貫徹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決定對紅四軍部隊進行政治軍事整訓和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

　　作為紅四軍政治部主任，李任予在這個重要歷史時刻，為部隊整訓和籌備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

　　在會議籌備期間，對代表產生、會議議程、文件起草、代表食宿等工作，李任予都親自部署，周密安排。尤其是在“九大”召開前的十多天里，為協助毛澤東解決當時紅四軍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統一黨內思想，李任予幾乎天天和毛澤東一起深入部隊，召開各級干部聯席會、座談會，以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為議題，查找單純軍事觀點、軍閥作風、游擊習氣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紅軍中的表現和根源，探討解決的辦法和措施。這些深入細致的工作，既為毛澤東起草會議決議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也為紅四軍黨的第九第次代表大會順利召開做好了充分準備。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澤東在上杭縣古田曙光小學（原為廖氏宗祠）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以古田會議著稱的紅四軍黨的九大）。李任予作為120名代表之一參加了這次大會。12月28日大會開幕。在毛澤東、朱德、陳毅發(fā)表講話后，李任予代表紅四軍政治部在會上致詞，號召與會代表按照毛澤東所作報告的精神糾正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強黨內團結，增強組織紀律性，發(fā)揮黨團員以身作則的模范作用，為實現黨的最終目標努力奮斗。

　　會上，選舉產生了由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11人組成的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當選前委書記，李任予在11名委員中排名第四位，成為紅四軍主要領導人之一。同時，大會通過的由毛澤東起草的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明確規(guī)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確立了黨對紅軍的領導原則、制度和方法，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成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大會通過的決議，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根本原則，成為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偉大綱領。作為古田會議組織者之一，李任予做了大量工作，傾注了許多心血和汗水，為會議的順利召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古田會議后，李任予為貫徹大會決議，落實“政治建軍”原則，主持制定了《紅四軍各級政治工作綱領》，以及《宣傳員工作綱要》等文件，明確了紅軍政治工作基本任務，以及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的關系等，為建立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制度進行了積極探索。  

　　1930年1月，為打破國民黨軍第二次三省“會剿”，實現爭取江西的計劃，毛澤東、朱德、李任予率領紅四軍轉戰(zhàn)于贛西南，勝利打破了國民黨軍第二次三省“會剿”，進一步溝通和密切了閩西與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聯系。

　　2月上旬，李任予在江西吉安參加了毛澤東主持召開的紅四軍前委、紅五軍、紅六軍軍委及贛西、贛南特委聯席會議（即“二七會議”）。會議聽取了毛澤東關于政治形勢和今后任務的詳細報告，確定黨和紅軍的當前任務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和發(fā)展工農武裝。會議根據形勢發(fā)展的需要，決定成立既統一領導指揮贛西南、閩西、東江革命根據地黨組織、蘇維埃政府和地方紅軍，又指揮主力紅軍第四、第五、第六軍的“前委”，由各軍和各根據地黨政主要領導人組成，毛澤東為前委書記。

　　二七會議后，在毛澤東統一領導指揮下，紅四軍和紅六軍一部協同作戰(zhàn)，在吉安水南、施家邊全殲國民黨獨立第十五旅唐云山部近3000人，接連取得反圍剿戰(zhàn)斗勝利，進一步發(fā)展了革命大好形勢，使贛南、閩西蘇區(qū)連成一片，逐步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qū)。

　　6月23日，紅四軍第四縱隊與紅十二軍第一縱隊在龍巖縣城合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一軍，李任予任政治委員、軍委書記，胡少海任軍長。6月25日，毛澤東、朱德率紅一軍團向江西南昌開進。李任予領導的紅二十一軍奉命留在閩西，擔負擴大和鞏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任務。

　　從1929年7月到1930年6月，李任予擔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這十一個月是李任予革命生涯中十分重要的階段。其間，他得到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信任，作為紅四軍第四號人物進入紅四軍的領導核心層，既使自己經受了鍛煉，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7月上旬，李任予與軍長胡少海率領紅二十一軍進行剿匪軍事行動，在攻打駐永福的民團詹方珍部的戰(zhàn)斗中，軍長胡少海不幸中彈犧牲。紅二十一軍軍長軍由李任予兼任。9月，為加強軍事組織領導，統一指揮作戰(zhàn)，李任予任閩西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李任予是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他從1928年被黨派遣到閩西領導閩西開展農民武裝斗爭開始，在閩西工作、戰(zhàn)斗了三年。這三年時間，正是閩西革命根據地從創(chuàng)建到發(fā)展壯大和紅四軍壯大發(fā)展的重要時期，李任予作為中國共產黨閩西臨時特委領導人之一和紅四軍領導人之一，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轉戰(zhàn)華北灑熱血

　　1930年12月，為加強白區(qū)工作，在黨中央的委派下，李任予奉命離開戰(zhàn)斗了三年的閩西蘇區(qū)，前往上海、南京從事地下革命斗爭，在刀光劍影的隱蔽戰(zhàn)線，經受了血雨腥風的考驗。

　　九一八事變后，1931年11月，黨中央為推動華北反蔣抗日運動開展，開辟北方蘇區(qū)，李任予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化名李德山與妻子陳竹君一起前往北平，首先參與重建中共北平市委。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為恢復和整頓北平黨組織，領導北平學生開展反蔣抗日運動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據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性資料顯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北平市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黨員失去聯系。李任予到任時，全市僅有黨員76人。在他的努力下，經過艱苦細致地工作，至年底，基層黨組織恢復到60多個，黨員增至300多人。與此同時，李任予還深入北大、清華、燕京等多所高等院校，發(fā)動北平學生成立南下請愿團，沖破國民黨當局重重的阻撓，前往南京遞交抗議請愿書，強烈要求蔣介石槍口對外，對日抗戰(zhàn)！北平學生的正義呼聲，推動了全國各地愛國抗議運動的開展。

　　1932年5月，李任予調任中共保屬特委書記。他到任不久，就在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師范學校組織開展反蔣抗日運動。師生們正義行動，引起了地方當局的恐慌，派出大批軍警包圍學校，封鎖學校與外界聯系，甚至采取斷水、斷電、斷糧等手段，企圖逼迫學生離校，停止反蔣抗日活動。在這種情況下，李任予一方面組織師生開展護校斗爭；一方面發(fā)動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進行聲援，送水、送糧接濟師生。在各界大力支援下，保定二師師生不退讓、不離校，堅持進行護校斗爭。7月6日，惱羞成怒的國民黨地方當局悍然下令軍警砸開校門，推倒圍墻，沖進校園，殘殺進步師生42人，制造了震驚全國的“二師慘案”。國民黨當局的血腥暴行，充分暴露了他們的反動嘴臉，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和譴責。

　　二師學潮后，中共河北省委根據黨中央指示，為配合中央蘇區(qū)反圍剿斗爭，決定在冀中地區(qū)組織武裝暴動，開辟北方蘇區(qū)。曾參與創(chuàng)建閩西蘇區(qū)的昔日紅軍領導人李任予，肩負起組織領導武裝暴動的重任。他深入高陽、蠡縣一帶農村，與當地黨組織一起發(fā)動群眾，培訓武裝骨干，很快建立起一支300多人的武裝隊伍，并制定了暴動計劃。由于暴動消息被敵人察覺，暴動計劃被迫提前。8月27日，在李任予指揮下，高陽、博野、蠡縣三縣數千農民舉行了轟動華北的“高博蠡暴動”，后稱“高蠡暴動”。冀中平原掀起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的紅色風暴。然而，因為對在平原地區(qū)開展武裝斗爭的困難認識不足，加上準備倉促，在國民黨反動派重兵反撲下，暴動很快失敗了。但是，高蠡暴動畢竟在華北大地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點燃冀中平原武裝斗爭的火種。著名文學家梁斌所著《紅旗譜》就是以此真實歷史事件為背景而創(chuàng)作的，它真實再現了當時暴動的情景，謳歌了冀中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精神。

　　高蠡暴動失敗后，由于叛徒出賣，同年9月，李任予不幸被捕。在獄中，國民黨反動派對他進行了鞭打、火燙、壓杠子、灌涼水、手指釘竹簽等種種酷刑的摧殘和折磨，妄想迫使其屈服。李任予始終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錚錚鐵骨。中共河北省委為營救他，多方籌集資金，打通各種關節(jié)，但由于“案情重大”，種種努力都未能如愿。最后聯系馮玉祥、蔡廷鍇等有聲望的愛國將領面見蔣介石力保，蔣介石均以“李之道（李任予）是中共保屬特委書記，組織領導高蠡暴動有據”而拒絕。

高蠡暴動殉難烈士紀念塔

　　1932年11月27日早晨，李任予在保定小西門英勇就義，臨刑時高呼“紅軍萬歲”“共產黨萬歲”。人民的好兒子、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zhàn)士、紅軍早期的知名將領李任予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犧牲時年僅29歲。

　　后記

　　因為李任予在革命活動中的化名較多，并在革命過程中未與家里人聯系過，家里人只知道他參加過革命，但一直不知道他的具體行蹤和所從事的事業(yè)，所以當地一直是以失蹤革命人員登記。上世紀50年代李任予父親李名伍、弟弟李任輝寫信給毛澤東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查詢李任予下落。1999年《廣東黨史》第一期刊登劉子健撰寫的《青山何處覓忠魂》一文提到：李任予犧牲60年后，家鄉(xiāng)的群眾才得悉他早已血灑華北大地。2000年5月，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追認李任予為革命烈士。2022年5月，記述李任予生平事跡李任予傳被收入《中共黨史人物傳》第9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