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天度（1893.4～1999.5），廣東高明人。早年在廣州參加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宣傳新思想及傳播馬克思主義。1920年夏開始，參加陳獨秀、譚平山等人在廣州創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等活動。參加過陳獨秀在廣州召開的有關建立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各次會議，參與創辦后來成為廣東共產黨的第一份機關報《廣東群報》，曾在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中擔任教員，并負責廣州機器工人補習學校的工作。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成為最早一批的共產黨員之一。同期還參加過工運、農運、青運、婦運、兵運、宣傳、教育、統戰、民族解放運動等許多黨所領導的重大開創性活動。出席1922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支援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參加1925年省港大罷工。1923年6月中共三大后，以中共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參加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各項活動。曾任廣東兵工廠訓育部主任及該廠中共支部書記、廣東農工商學聯合委員會秘書長、廣東省黨政軍民各界慰勞東征軍慰勞總團團長、廣東省各界對外協會副主任、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商民部秘書等職。曾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兼職授課。引導過大批優秀青年走向革命道路，其中有著名革命烈士陳鐵軍等。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任革命委員會政治保衛處秘書并代行處長職責。起義部隊在粵東失敗后，撤退到香港，參加開創中共地下工作。曾任廣東省委秘書、省委交通主任、省委宣傳委員、省委小報委員會負責人及廣東濟難總會宣傳科科長等職。代表省委聯系、審查和重新安排華南地區大革命以來失散的黨員及干部；制定和打通華南地下交通；開展各項宣傳工作以及策應廣州起義；到南洋聯絡失散黨員及籌集經費等。負責創辦《針鋒》周刊、《正義》周刊及《濟會小報》，并任省委機關報《香港小日報》副刊主編。1929年及1930年曾兩次在香港被捕，1931年8月獲釋后前往上海。曾在江蘇省委宣傳部編輯《真話報》，后調江蘇省濟難會及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宣傳工作。1933年3月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后被解往南京，在獄中受盡酷刑。1937年8月，經黨中央營救出獄。

　　抗戰初期，在高明縣組織青年和婦女抗日活動。1939年9月，任省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同時任廣東省委機關刊物《新華南》半月刊主編。1941年9月參加抗日武裝斗爭，先后任中共惠陽前線工委書記、東江軍政委員會委員、惠陽大隊政委、東寶行政督導處主任等職，參與了營求在港的大批文化人士，領導并創建了東江抗日民主政權。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香港工委統戰委員會委員，從事上層統戰工作，同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等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參與組織和護送大批民主人士北上出席新政協。1949年5月撤離香港，赴東江參加人民解放戰爭，任粵贛湘邊區東江人民行政委員會主任。

　　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從事民族事務和統戰工作，先后任廣東省政府西江地區專員，中共西江地委副書記，廣東省政府粵西辦事處副主任，廣東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華僑投資公司董事長，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省政協第三、四屆副主席、黨組成員等職。是廣東省第一、二屆人民代表會議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省政府委員；省人委委員；第一、二、三次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政協一、二、三屆常委；中共廣東省第一、二、五次代表大會代表，第六、七、八次代表大會特邀代表等。

　　1983年3月，經中共中央批準離休。晚年繼續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改革開放，關心廣東的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關心青少年的成長，對祖國的前途和統一充滿信心。

　　譚天度106歲辭世，不少人十分贊嘆他的長壽，而更多熟悉譚天度的人，最敬佩的則是他的人生觀、世界觀、思想、道德、氣節和品格。

　　譚天度從青少年起就確立了“不謀私利，為大多數人奮斗”的人生觀。這不但反映在他幾十年甘愿拋頭顱灑熱血投身革命，同時也反映在他不謀私利，一生淡泊名利地位上。譚天度在1920年前后參與了由陳獨秀、譚平山領導的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創建活動，這一段歷史是中央認可的。但譚天度在履歷表中長期填寫的都是1922年入黨，而且在一些回憶文章中也把自己說成不是小組成員。有人問他：“廣州小組到底有幾個成員？”譚天度回答：“只有四個，他們是陳獨秀、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在譚天度的心目中這四人是他的革命啟蒙人，是他的領導，共產主義小組的創始人和成員只有他們四人才有資格擔當。“沒有他們，我不一定會接觸到馬列主義，我只是跟著干的”，譚天度常這樣說。這當然是實情，但也包含了譚天度的謙虛。

　　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全國許多造反派來要史料，日夜審訊譚天度。其中一批人竟說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全是叛徒。他們質問譚天度是不是廣州小組成員，是不是叛徒。譚天度回答他們：“我當然是小組成員，我由始至終都在小組中工作，但我從無叛變！譚平山和譚植棠也一直是我們的同志，至于陳獨秀，他有錯誤缺點……但據我所知，他也并沒當過叛徒”。

　　但當周恩來來廣州時，譚天度說：“總理日理萬機，我不能為個人的歷史去打攪總理，是不是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不重要，是不是叛徒間諜我也相信總有一天會一清二楚”。譚天度一再表示，黨齡從什么時間算起不重要，是否小組成員同樣不重要，重要的是問問自己一生，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做了多少工作，是否已經盡了自己的人生責任和一個黨員的責任。

　　譚天度確實是樹立了為國為民奮斗而淡泊個人名利地位的人生觀、世界觀。1957年，正當“反右”斗爭鋪天蓋地而來時，黨內外一時鴉雀無聲。正是風雨如晦，萬馬齊喑，但譚天度卻堅持自己不同的看法。一天，譚天度見到了當時省里的某位領導，他懷著坦蕩無私的胸懷與對方談了對運動的看法。譚天度認為“反右”的起因是我黨請大家提意見，人家提了，某些意見可能過偏過激，但也不能就認為人家是想推翻共產黨，想推翻社會主義，想變天或想輪流坐莊，更不能因對個別領導有意見，就上綱到反黨反社會主義。譚天度并認為運動擴大化太厲害，傷害面太廣，這對黨、國家和人民都是非常不利的。不料稍后，省委就對譚天度展開了嚴厲的批判，同時上報中央。省的一位主要領導對譚天度說：省委原來已確定你當選今屆省委委員的，這個情況你本人也清楚，但你現在犯了階級立場和政治立場的錯誤，又堅持不認錯，你就不要當省委委員了。譚天度聽后，平靜地回答：“我同意不當省委委員，我從參加革命起，就沒有想過要當官”。譚天度擲地有聲的回答，不但表明了他不愿看風使舵和堅持真理的人格，更捍衛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稱號，捍衛了他革命的初衷，捍衛了共產黨不是為個人謀名利地位而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立黨宗旨。

　　國民黨曾想拉攏譚天度做官，而且是當中央委員。那是1927年，蔣介石剛剛揭開反革命嘴臉，譚天度從血雨腥風的廣州輾轉到了武漢。譚天度到武漢后見到了陳公博，陳與譚天度從1920年前后就是好朋友，當時幾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天天在一起抨擊時弊，討論遠大理想，探求革命道路，他們一起創建共產主義小組。但陳后來卻走向了反面。當時陳已是汪精衛的核心幕僚，正為汪物色人才組建班底。陳見到譚天度后就多次勸譚天度到汪處工作，并說汪已同意安排譚天度當中央委員，以譚天度的才干，前途無量大有用武之地云云。譚天度回答陳說：“你幾年前說要建立共產黨救國救民，我受了你們的影響，現在你又說要支持國民黨，而我則認定只有共產黨才能解放工農和建立新中國。我不會到國民黨一邊，更不稀罕當你們的中央委員”。譚天度不管革命道路如何危險，如何艱難，如何曲折，卻始終不改初衷，誓為大眾奮斗終生。

　　1949年10月下旬，譚天度隨葉劍英等華南分局領導進入了剛剛解放的廣州城。葉劍英希望譚天度能協助他負責分局的統戰工作，而譚天度卻提出希望回家鄉高明縣工作。葉劍英聽后認真地說，你是一位從五四時期走過來的老干部，豈能大材小用？譚天度很清楚高明縣又小又窮，正是因為如此，他才更希望回去建設，使鄉親們有好日子過。譚天度一生中從不考慮職務的高低，而只考慮工作的需要。

　　1983年譚天度90高齡，他提出離休并得到中央的批準。事后一天，譚天度的一位老部下來訪，議論起一些省部級老同志都掛了一個“顧委”什么的，而譚天度卻直接離了休。譚天度聽到后說：“我提出離休是因為老了，能力差了，工作效率低了，如果還占著位置，年青人就上不來，黨和國家的一些工作就要被耽誤，而且不利于培養接班人，因此老年人應當讓位，不要搞終身制”。

　　譚天度參加革命是抱著不惜犧牲生命的決心的。他一生經歷過四次牢獄之災，經歷過許多戰斗，但他從未改變革命初衷。譚天度受刑最厲害的一次是1933年。他先是在上海被捕，后被轉解到南京陸軍憲兵司令部。敵人對他瘋狂施刑，反復用掌刮，鋼鞭沾水抽打，灌辣椒水，倒吊，往傷口撒鹽，坐老虎凳，在血肉模糊的傷口上貼上大幅膠布、待隔兩三天后再連皮帶肉往下撕等酷刑審訊。但一個決心為大多數人奮斗，連生命都準備不要的人，難道還有什么可以動搖他的意志？譚天度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他除了咬緊牙關，就是對敵人更加的仇恨和憤怒！譚天度很少談他自己怎樣堅強，怎樣不屈不撓，但他卻常談及他的戰友。譚天度經常說：“陳延年死了，鄧中夏死了，張太雷死了，彭湃死了，蘇兆征死了，楊鮑安死了，我們許多好同志都死了，而我自己還活著。我們能活到今天的人，應當更好地為國家、為人民奮斗！”譚天度一生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譚天度在南京監獄寫下了這樣的一首詩：“人生何處不是家，地獄天堂任由它。忍聽群奸相禍國，寧傾赤血換新華。”這是譚天度的寫照，更是無數為民族為國家為人民奮斗終生的老一輩革命者的寫照。

　　譚天度的資歷很長，職務卻相對不高。譚天度一向被認為政治水平低，是“右傾”，“老右傾”，“一貫的老右傾”！譚天度怎么“右”法？且看譚天度1949年后的“右傾”思想：土改，他認為對華僑地主要區別對待：“鎮反”，他認為能不殺的盡量不殺：“三反”，他提出不能預先規定每個單位“大老虎”的數目；反“地方主義”，他覺得既應依靠大軍，更應依靠本地的干部和群眾，同時他不能理解何以方方、古大存、馮白駒一夜之間成了反黨集團：“反右”，他覺得我們黨有缺點錯誤，應該讓人家講話，即便有偏激，也不能上綱到“反黨”“反社會主義”，更不能說想推翻共產黨；反瞞產，他向上反映很多地方綁人、跪人、吊人、打人、餓死人：“大躍進”，他搞不清何以“衛星田”會畝產幾萬斤，而煤和柴又何以能練出鋼鐵；而“文化大革命”，他更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譚天度是“老右傾”，當然也是老“運動員”。幸而有塊資歷長的招牌，沒有對他作過什么處分，但卻是長期不受重用。譚天度真的“水平低”嗎？真的在政治上長期“右傾”嗎？好在歷史已做出了公正的評價。

　　譚天度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很重視實事求是，他不唯書，不唯上，獨立思考，堅持真理。1926年，蔣介石陰謀反共，搞了個“中山艦事件”，把李之龍抓了起來，并驅逐了許多中共黨員。國民黨右派更是氣焰囂張，隨時準備分共滅共。當時黨內一部分人不知所措，少數人主張強硬反擊，譚天度也力主反擊。但陳獨秀和鮑羅廷卻擔心兩黨的矛盾鬧大會導致合作的分裂。譚天度一貫是仰視陳獨秀的，也十分尊重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但這一次譚天度卻沒能順從他們。譚天度找陳延年談了這些想法，認為陳、鮑看不清國民黨右派的真面目，寄幻想于蔣氏，措施軟弱，這樣下去只能助長右派的反共決心，終有一天會出大問題。譚天度和陳延年兩人都將這些想法與黨內其他同志作過交談，他們雖然沒有能力糾正黨的最高領導人的一些錯誤做法，但是他們敢于獨立思考，敢于堅持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敢于不盲從上級，不畏懼共產國際，敢于批評最高領導的錯誤，敢于發表和宣傳正確的意見，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著無比重要的現實意義。

　　譚天度還曾當面批評過李立三的一些極“左”的做法。李立三不顧整個革命形勢處于低潮，不顧我黨實際力量的不足，仍不斷強調要在中心城市搞武裝暴動、飛行集會，我們很多優秀的同志都在這種活動中被捕被殺。譚天度對這種做法意見很大，就當面對李立三提出這樣干是不行的！是虧本的生意！多搞幾次，同志們都會被捕光殺光。譚天度曾說，李立三從個人的私品和私德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人，對黨對革命也是忠心耿耿，但他那一套太“左”了，不符合斗爭的實際情況，只能讓人送命，并沒有對革命帶來什么好處，所以我要反對他。

　　譚天度常說：“我們要搞實在的東西，我們不要右，也不要‘左’”。比如他說淡泊個人名利，并非說個人不需要名利。譚天度說：“如果個人不需要榮譽，個人怎有是非之分和努力之心？如果沒有個人利益，個人怎么生存？個人怎能幸福？”。譚天度強調的只是不要過分追求個人名利，強調的只是當個人利益與國家及人民利益相沖突時，應將國家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譚天度曾多次在香港工作。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后，他于當月重新踏上香港的土地，他堅信“中國是一定能夠完全統一的！”譚天度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努力地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新中國成立后，他仍不懈地思考和探索著富民強國的道路。他雖然對一些重大原則始終堅定不移，但他從不保守，他勇于探索，允許討論，支持改革，與時俱進。

　　譚天度一生都堅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一生都堅持追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時他認為，只有少數人堅持和追求是不行的！只有一兩代人的堅持和追求也是不行的！只有更多的人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只有一代接一代的人去追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才能最終實現我們的目標。（原載《父輩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