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繞路兒長，紅色交通一線穿”。20世紀30年代初期，上海和中央蘇區之間有幾條秘密交通線，它就是至今為人們所稱頌的“紅色交通線”。這些通向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活動于國民黨統治區，戰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卻自始至終不受破壞，成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線，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特殊而卓越的貢獻。而經過嚴格挑選的交通員們，忠于職守，前赴后繼，不惜獻身，堪稱中國革命史上的無名英雄。曾昌明，就是被譽為中共中央交通局“四大紅色交通”之一（另三人分別是蕭桂昌、熊志華、李沛群）。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在黨的領導下，曾昌明在家鄉海南島瓊山縣發動當地群眾進行反抗斗爭，并參加了瓊山塔市暴動。之后，革命轉入低潮，他因敵人追捕被迫逃離家鄉，遠走泰國。在泰國，他一面打工，一面參加革命工作，于192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來因叛徒出賣黨組織而被逮捕入獄，驅逐出境。離開泰國后，曾昌明輾轉到達香港，積極尋找當地黨組織并與黨組織恢復聯系。不久被分配到福建省委，擔任中共中央與南方局聯系的交通工作。從此，曾昌明便在黨的秘密交通戰線上戰斗，經常冒死出沒于敵人“白色恐怖”之中。他屢屢突破敵人的封鎖，建立許多交通站，把黨的指示、文件、經費，送交各地黨組織，護送領導干部來往于國民黨統治區和日偽占領區與根據地之間。此外，還要為根據地采購運輸各種器材、藥品、食品、槍支彈藥等物資。

　　紅色交通線殊死保衛戰

　　當時，為了做好秘密交通工作，交通員們多以從事行商、販運、挑夫、船工等適合于秘密交通工作的職業為掩護，不但外表裝得像，還懂得“行話”，并有一套隨機應變的、能夠自圓其說的“口供”，用于日常社會來往和一切突然發生的事件。他們把中央印發的文件，用密寫藥水印在字畫、手絹的后面或線裝書的反面，遇到檢查也看不出來。到蘇區提取黃金，途中會碰到這樣那樣的檢查，他們想出許多辦法，比如買些魚把黃金塞到魚肚子里帶走，或把金條藏在隨身帶的紙傘桿中、甜瓜瓤中，也有的把黃金熔成金條，藏在褲帶里，把銀元捆在手臂上。1931年曾昌明在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任交通員時，他與另外一位同志一起到閩西蘇區，然后分頭把聶榮臻同志交給中共中央的一筆經費——價值萬元的金條送達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

　　1933年曾昌明任閩粵大埔交通站站長。閩粵大埔交通站是一個從上海進入蘇區的中轉站，聯系白區與蘇區的重要通道。黨中央的周恩來、博古、瞿秋白、洛甫、葉劍英等領導同志都是從這條交通線進入蘇區的。平常，蘇區需要的許多物資，如通訊器材、藥品、食鹽、布匹、甚至槍支彈藥也是經過這條線運進根據地的。

　　大埔交通站設在青溪一個村里，這里是國民黨統治區，但村內黨組織的力量強，群眾基礎好。交通站20多人住在村內一間秘密屋內，每人配有一支駁殼槍、兩個手榴彈、一把刀。白天出外時，只把駁殼槍藏在懷里。交通組織很嚴密，他們在汕頭設有藥房，在大埔有飯店，在虎市有旅店。交通站有大木船三只、小木船兩只，船只可由汕頭直達大埔等地。藥品、無線電器材、蘇區用的鈔票、Ｘ光鏡、酒精、鹽以及黨內文件，都由他們從香港、上海等地經此運送入蘇區，從未失事。這條交通線要經過敵人許多關卡，狡猾的敵人多次想破壞這條交通線都未能得逞，曾昌明和交通員們每次都巧妙地裝作行商通過了。

　　敵人曾經三番四次地派遣偵探、特務到大埔一帶活動，千方百計想查出這個交通站，企圖破壞整條交通線。曾昌明接任站長后，偵悉敵特的陰謀，領導站內同志，機智勇敢，果斷行動，多次挫敗敵人圖謀，及時懲處敵特分子，保衛了交通站、保衛了這條交通線。1934年底，大埔敵偵探長一人穿便衣到青溪偵察。曾昌明帶領交通員把他捉住，拉到山上，對他說：“你要寫兩封信，一封信以自己到汕頭的口氣寫信回家；另一封信以自己到香港的口氣告訴妻子，說自己不愿干偵探工作，出南洋另謀出路。”他不肯寫。交通員說：“不寫馬上就地槍決。”他怕死而寫了。交通站派人到汕頭、香港分別寄出這兩封信，敵人發現探長失蹤，產生懷疑，后來獲悉探長家中收到兩封信，以為去了南洋。直到后來叛徒告密，敵人才知道這事。

　　許多同志為了交通站的安全獻出了生命。1933年夏，上海交通機關交通員馮華，帶兩位東北抗日聯軍代表到蘇區參加全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并攜帶無線電零件入蘇區。他們到汕頭住旅店時，不幸被叛徒發現了。馮華掩護兩位代表安全轉移，自己卻被捕了。敵人用盡各種酷刑拷打他，他堅決不泄露黨的秘密，翌日被殺害。1935年大埔交通站副站長鄭啟彬等一些同志在執行任務時，被敵人捕獲，受盡折磨，英勇不屈，至死沒有泄露交通線的秘密。

　　戰斗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

　　1935年曾昌明接任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長的工作。不久，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要求蘇區派一名同志出席大會。組織上委派曾昌明到閩南蘇區傳達中央的決定，并要護送陳潭秋經上海轉赴蘇聯出席會議。接受任務后，曾昌明只身前往閩南根據地的上杭，向陳潭秋、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方方等同志傳達了中央的意見，然后護送陳潭秋同志到上海。當時，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剛剛受到破壞，失去聯系，情況不明。曾昌明一方面隱蔽好陳潭秋，另一方面機智地闖入險境，在群眾的幫助下，幾經周折終于找到了當地的黨組織，安全地把陳潭秋同志送上了赴蘇的輪船。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打響起了抗日的槍聲，抗日戰爭爆發，黨在南方成立了長江局。曾昌明被調到長江局交通分局工作，后來長江局改為南方局，由周恩來同志主持工作。1938年11月，武漢淪陷后，在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遷到長沙，眼看蔣介石消極抗日，節節敗退，長沙朝夕不保。為長久計，周恩來決定在桂林建立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要求李克農同志籌辦，李克農同志將具體任務交給了曾昌明。曾昌明到桂林后，經過一番努力，籌辦工作順利完成。撤離長沙后，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等同志立即在桂林成立桂林八路軍辦事處。

　　這一辦事處日后成為大后方抗日工作的一個重要樞紐。在復雜艱苦的戰爭環境中，為及時、準確無誤地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搜集政治、軍事情報，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要求，辦事處派出一批精干的秘密交通員，通過各種渠道常年往返于香港、重慶、華東、華南等地，負責傳遞黨的重要文件、秘密情報以及各地中共組織活動的情況，同時擔負起護送秘密過往人員的特殊任務。當時，曾昌明負責長江局（后為南方局）與香港南委（后為廣東省委）的交通聯系工作。那時香港也有八路軍辦事處，由廖承志等同志主持，主要負責聯系海外華僑支援抗日斗爭的工作。曾昌明經常來往于廣西、越南和香港之間，把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文件傳達到香港南委和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又把一批批投身抗日的華僑青年和一批批僑胞捐獻的物資護送到桂林辦事處，然后分送各抗日根據地。

　　1939年春，廖承志等人從海外華僑那里募集的22輛汽車（其中兩輛小汽車）和一大批藥品、物資，就是由曾昌明護送，經越南、廣西，然后分批運送到重慶、桂林，再轉交八路軍和新四軍。后來，黨組織原打算送曾昌明到蘇聯學習，因廖承志等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的領導同志挽留，他自己深知黨的秘密交通工作更需要他，便要求繼續在秘密交通戰線上工作，組織上才改變了原來的安排。

　　打通往魯西根據地要道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曾昌明又重返上海白區，投入到當地的地下工作之中。1942年11月，上海形勢危急，地下組織處境更加困難。黨中央指示在上海的江蘇省委和所屬干部，包括一部分區級干部都撤退到解放區。曾昌明和在上海堅持白區工作的劉曉、劉寧一、劉長勝、潘漢年等同志撤回華中局。

　　1942年6月，華中局根據中央指示抽調一批干部到延安參加整風學習。新四軍抽調了幾十個旅、團級干部，組成教導隊，曾昌明參加了教導隊并隨隊出發，前往延安。隊伍從安徽天長縣黃花塘村出發，剛走了一天一夜，就遇到緊急情況：魯西一帶被日軍掃蕩，之前建立的交通線全被破壞。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教導隊只好又折回新四軍軍部。由于情況緊急，急需重建一條從華中局到延安的交通線，跨越山東、河南、河北、山西、陜西五省，綿延數千里。組織上把這一任務交給曾昌明。他從華中局組織部長曾山那里接受任務后，二話沒說，立即趕到華中交通局和同志們一起分析敵情，商議對策，研究具體交通路線和制定行動方案，之后將方案呈報上級。很快，方案獲得批準。他帶領幾位同志到泗陽新四軍四師所在地，找到了四師政委鄧子恢同志。在他的幫助和支持下，迅速組成有10多人的秘密武裝交通員，深入敵占區，在隴海線沿路的邳縣、睢寧、銅山廣大地區，依靠各級黨委的支持，建立了各種形式的秘密交通站，并同八路軍的運河支隊（原鐵道游擊隊）取得聯系，打通了往魯西根據地的通路。在山東、河南、河北、山西、陜西五省的交通聯絡由魯西二分區和冀魯豫軍區分別負責。這樣，一條綿延數千里的秘密交通線便建立起來了。新四軍軍部教導隊干部就沿著這條交通線迅速安全地奔赴延安，許多干部在這條交通線上南來北往，暢通無阻。

　　闖險關護送陳毅去延安

　　1943年10月，延安整風發展到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階段，黨的高級干部需要參加學習。同時，中共的“七大”正在準備之中。根據中共中央、毛澤東電復指示，新四軍軍長陳毅將前往延安參加“七大”和整風學習。曾山同志把護送任務交給曾昌明。華中局特別規定：為了絕對安全保密，只能經各根據地，不能坐火車。這意味著只能穿過敵占區重重封鎖線經由各根據地前往延安。任務十分光榮而又艱巨。盡管建立了交通線，但是途經7省，需要跨越多條鐵路線，沿途敵情復雜、瞬息萬變、兇險異常。曾昌明暗下決心，務必讓陳毅同志安全到達延安。

　　當陳毅同志聽曾山同志介紹說，陪同他前往延安的就是那位之前建立新交通線的曾浪波（曾昌明原名）時，他高興地對曾昌明說：“很好，很好。你辛苦了，為黨立了功”。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準備，12月初，曾昌明夫婦與陳毅同志還有他兩名警衛員一行5人，從黃花塘村出發。沿途，他們晝息夜行，穿山林，過鐵路，越過敵人一道道封鎖線，繞過日偽一個個崗樓、哨卡。時而通過交通站帶路隱蔽通過；時而依靠根據地部隊和武工隊掩護，強行突破；時而又化裝打扮成豪紳、巨商巧妙騙過敵人。在微山湖上靜待了三晝夜后，陳毅一行繼續西行。踏進湖西，要經過沛縣、豐縣與曹縣南部地區，那是一望無垠的原野，又是日、偽、頑割據區域，各種力量犬牙交錯，斗爭尖銳殘酷。特別有一處三角地帶，日軍正在對打擊他的力量進行報復“掃蕩”。經共同商量后，決定采取急行軍的辦法，以一夜一百五六十里的速度通過這三角地帶。陳毅右胯骨負過重傷，騎在馬背上傷患處發炎，但他毫不在意，迅速前進，與八路軍魯西二分區的騎兵排會合后，又不顧休息，立即沿著當地軍民開挖的交通壕向新的目的地前進。

　　1943年底，他們到達安陽附近。這是平漢路的要點，敵人封鎖很嚴。有時要靠武裝部隊硬打過去，代價很大。交通站負責人建議，要通過偽軍中的統戰關系，化裝混過去。他們化整為零，分成三組，陳毅化裝成大紳士，坐上轎子，由穿了偽軍服裝的人抬著；兩個警衛員也化裝成偽軍保護；曾昌明化裝成商人，坐黃包車；夫人葉彬騎毛驢，打扮成回娘家的婦女。由化裝成偽軍的秘密武裝交通人員在后面掩護，隨時準備戰斗。時間選擇在下午1時行人最多的時候通過，在人群中穿過安陽，越過了平漢鐵路。順利通過后，沿著清漳河邊快速北行。

　　1944年元旦過后，他們平安到達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所在地——晉冀魯豫解放區的中心左權縣的麻田，與鄧小平、滕代遠等會合，受到熱烈歡迎。休整十天后他們又日夜兼程，過胡家坪，夜渡汾河，翻越呂梁山，在佳縣過了黃河，2月底進入陜甘寧邊區。從1943年12月初至1944年3月7日短短數月，他們走完了7省20多縣，越過隴海、津浦、同浦等鐵路，橫渡微山湖、汾河、黃河，行程萬里，來到巍峨的寶塔山下。曾昌明勝利完成了華中局交托的重任。1945年4月“七大”在延安召開時，他光榮地列席了會議。

　　在東北局公安部做情報工作

　　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后，組織上要求曾昌明回到上海繼續做秘密交通工作，但他考慮到自己缺乏艱苦的戰爭和政治工作鍛煉，要求到東北開辟新的根據地。經同意后，曾昌明隨軍北上，先是擔任承德熱河中隊辦事處主任，后來因工作需要，調往東北局公安部做情報工作。

　　1946年3月，國民黨軍從蘇聯紅軍手中接收了沈陽防務后，憑借兵力上的優勢，又乘蘇軍撤軍之機，公然破壞由國共雙方代表和美國馬歇爾組成“三人小組”簽訂的調處東北停戰的協議，企圖控制東北全境，戰火迅速燃燒整個東北。從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國共雙方共投入兵力超過40萬人，在四平展開四次大戰役，累計戰斗時間52天，戰況空前激烈，其中有名聞中外、被西方媒體稱為“東方馬德里”的四平戰役。在戰斗中，曾昌明將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于腦后，帶領三名同志攜帶一部電臺，深入敵軍外圍，搜集各種情報并發回總部，為四平戰役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為黨的事業工作到最后一刻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曾昌明隨軍南下回到廣州，先后任廣州市政府人事處長，市人事局副局長、局長，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廣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市委常委，市委監委書記，廣東省委監委副書記。期間，他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生活簡樸，廉潔奉公，秉公執法，具有堅定的原則性和求實精神。1958年廣州市檢察院一位干部因寫了一張大字報而被控攻擊劉少奇，定為“反革命”。他深入調查，核實材料，分清是非，經過市委討論，最后否定了這位干部的“反革命”罪名，除卻了該同志可能蒙受的不白之冤。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昌明被橫加上種種罪名，投入監獄和勞改隊，身心飽受摧殘。在艱難困苦的日子里，他就通過回憶撰寫黨史資料，先后寫出《內戰時期黨內交通工作史實——中央交通局工作概況》、《保衛交通站的斗爭》、《難忘的征途——回憶建立華中秘密交通線和跟隨陳毅同志赴延安參加黨“七大”的經歷》、《護送陳毅同志赴延安》等文稿。在“四人幫”橫行時，他堅強不屈，忍受著種種精神痛苦，還教育子女、家人要堅定思想，艱苦奮斗，相信黨，相信群眾。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后，曾昌明的名譽得到恢復，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得以推倒。1977年落實政策，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政協廣東省委常委、中共廣東省委紀檢會顧問。他所寫的回憶戰時黨內交通工作的數篇文章，分別刊登在《紅色交通線》和《廣東黨史通訊》等黨史資料上。他還準備應省內外的黨史征集部門之約，撰寫關于海南、廣東各歷史時期的有關資料，以便日后發揚黨的革命傳統，教育后代。1982年曾昌明重病在身，仍以頑強的意志進行黨史資料的整理工作，直到逝世前兩天，還為黨史資料提供了錄音，在他的皮包里還放著幾份有關海南和大革命時期廣東黨組織活動情況的資料等待他校閱。

　　1982年8月15日，一代紅色交通曾昌明在廣州病逝。對黨和人民赤膽忠心，對革命事業忠于職守，百折不撓，正是他光榮一生的寫照。

　　（原載《父輩的足跡》 廣東省地方史志辦編? 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