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匡攝于1992年7月寓所陽臺，時年75歲
王匡（1917～2003年），又名王卓培，筆名尚吟，廣東虎門南柵鄉人。早年積極投身于愛國進步活動。1937年底，奔赴延安抗日根據地， 193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研究院哲學研究室研究員，中原解放區紅區軍區政治部宣傳科長、部長，中共南京梅園新村辦事處秘書兼任新華社南京分社采訪部主任。1946年到太行山籌備新華社臨時總社，并任國內部副主任。其后又參加劉（伯承）鄧（小平）大軍前線記者團，兩次隨軍挺進中原，進軍江漢。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新華通訊社華南總分社社長，南方日報社社長，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委員、宣傳部部長，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候補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宣傳部部長，1957年參與創辦《羊城晚報》。1965年雜文散文集《過門集》出版。“文化大革命”中備受迫害。1977年以后復出，歷任國家出版文化管理局局長、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長、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顧問，是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全國政協第五、第六、第七屆常務委員。1994年1月，散文、雜文、新聞通訊報道、詩集《〈長明齋〉詩文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2003年12月在廣州逝世。
20歲在延安，做了紅軍的老師
1938年初，王匡不過是一個20歲的“小鬼”。他在抗大畢業后，被留在抗大當教員，與其他三四個小教員一起住在延安城北外三大隊的窯洞里。他和所有到延安參加革命的青年學生一樣，對經歷過長征的紅軍將士充滿了崇敬之情，奉他們為英雄楷模、心中的偶像、學習的榜樣。沒想到，留在抗大工作，上級交給他的任務就是給紅軍上課，教他們語文，學習文化。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擔心自己年紀輕，資歷淺，不能完成上級的重托。
有一天，管文化教員的協理員對王匡說，毛主席要見你們。“毛主席要見我們呀！”這可把這幾位文化教員嚇住了，一顆顆心一直在撲騰撲騰地跳。
過一會他們很隨便地就見到了毛主席。主席和大家一樣穿著一身灰布的棉制服，很隨和地和教員談起話來。他說：“你們都是老師了，我告訴你們，你們沒有什么了不起。你們不要以為是老師，多識幾個字就了不起。你們和他們比是這個——”，他伸出一個小拇指來，“你們的學生是這個——”，他又伸出一個大拇指來。“他們是工人、農民，經歷豐富，會打仗會帶兵，他們都是中國工農紅軍的骨干。”毛澤東的這幾句話王匡記得很清楚。“你們的任務是教會他們認字，比如說使他們能認三千個字，能看報紙。工農紅軍樣樣都強，如若都是文盲，連報紙也不會看，那是不行的。要學會看報、學會寫信、學會看電報、看命令，這樣的部隊才能打仗。所以，你們要教會他們這幾件事，你們就完成任務了。”毛澤東這番話的意思是提醒知識分子不要自高自大，有點文化沒啥了不起，要虛心向工農兵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做老師的人首先應當虛心做學生，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教育思想。這和他后來的“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的口號以及“我們的教育方針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體幾個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學生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的“五七指示”都是一脈相承的。
王匡他們教的學生都是久經考驗的紅軍官兵，是我黨的骨干。長征勝利后10多萬紅軍只剩下兩萬多人，這些人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財富，我們有責任去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使他們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王匡說學文化并不難，學認字也不難。“我最初認字的時候就是看人家過年時門上張貼的對聯，什么‘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一家一家看過去，漸漸地就認識了字”。
“教紅軍學文化，首先要編出一個好教材，編個課本，要求有三千個字。三個教員，每人編一千字，這就比較困難了。以前教小孩子讀書的《千字文》很了不起：”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一千個字編成四言韻語的課本，敘述自然、社會、歷史、倫理、教育等知識。一千個字沒有一個字重復，令人欽佩，很值得我們學習“。
“紅軍學生對老師很尊重，對學習很認真。他們知道學習文化的重要性，上級電報來了，你不會看，怎么執行上級的指示呢？所以他們學習都很自覺。”
那時候延安的物質供應很困難，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窯洞，胡蘿卜、豆芽菜都是好東西。老紅軍對革命有貢獻，他們身上有傷，也有的殘疾了。上級規定，對經歷過長征的紅軍每個月配給5斤、10斤大米。當時延安把大米當寶貝，一般的人都得吃小米高粱等粗糧。紅軍多半來自江西、湖南、湖北，從魚米之鄉來到陜北，吃不慣小米。組織上優待他們，給他們大米吃。一見到大米飯他們可高興了，不用菜也能吃上兩大碗。可是這些紅軍自己不吃大米，卻把大米送給了教他們讀書的教員吃，這是他們對老師的尊重、對文化渴望的表現。
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時，王匡曾經做過張聞天、艾思奇的秘書，他還寫過一篇5000字的文章《論康有為的大同社會主義》。
1939年春，王匡和幾位在延安的廣東同鄉在延安城北門外遇到作曲家冼星海。這次邂逅讓他們非常高興。當時他們正起勁地議論昨晚看的冼星海作曲和指揮的“九一八大合唱”晚會。冼星海聽到了他們的談話，便問：“昨天的晚會怎樣？你們說說吧。”他講的是帶廣東口音的普通話。他們中間有人便將洗星海的“九一八大合唱”與“黃河大合唱”做了一番比較，星海聽后點點頭。王匡向冼星海提問說：“你對廣東音樂怎樣看？”星海說：“廣東音樂非常好，非常好。”他哼了一段《漢宮秋月》，接著又哼了一段《小桃紅》，說：“很有特色，很動聽，很優美。”王匡問他：“你最喜歡自己的哪些作品？”冼星海說：最喜歡的有兩首，一首是根據河南民間音樂素材創作的《拉犁歌》，一首是根據廣東民間小調“頂硬上”創作的《廣東挑夫歌》。冼星海發現王匡等人對自己的作品都很熟悉、很熱愛，非常高興。
王匡說那時候延安的民主氣氛很濃郁，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每次集會都要唱歌和拉歌，集會的時候有人在臺上指揮大家唱歌。王匡回憶說，臺上的人指揮大家唱《大刀進行曲》，剛拉起調門：“大刀向……”，下面馬上有人打斷他說：“不要唱，不要唱，歌太舊了。”上面的人就停下來，馬上換歌，“像換唱片那樣快。”有時候還有人跳上臺學毛澤東講話，他用濃重的湖南腔調咬牙切齒地說，“張國燾那個東西”，下面的人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毛澤東也跟著大家一起笑。
延安整風以后又搞了一個“搶救運動”。“搶救運動”的起因是懷疑一些到延安來的青年知識分子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有的單位揪出的“特務”居然占了百分之三四十。王匡的一個朋友陳茂儀也被劃作“特務”。王匡說：“像他這樣的人也成了特務，不是將人變成鬼了嗎？”
自從延安上演《白毛女》之后，“舊社會將人變成鬼，新社會將鬼變成人”這句臺詞在延安就成了“流行語”。王匡大膽的話語讓人驚駭，他的妻子田蔚哭著說“你說這樣的話，領導以后都不會再用你了”。王匡說：“我大老遠的從廣東跑到延安來，像我這樣的人都不用，用誰呢？”
后來，前方打仗急需用人。上級領導說經過審查，所有人都沒有問題，大家準備上前線。那時正是中秋節，大家一起跳舞、吃月餅，很是熱鬧。1944年11月9日，王首道、王震動員大家穿上軍裝開往前線。那時候，王匡的大女兒剛剛會笑，摸著床架鉆來鉆去。王匡到了王震的三五九旅，任隨軍記者，隨著部隊南下中原。后來他又以新華社特派記者的身份隨劉鄧大軍南下，開始了戎馬書生的記者生涯。
40歲在廣州，又見到毛澤東主席
1958年夏天，毛澤東到廣州，曾經單獨召見王匡。這是王匡第二次見到毛澤東主席。
一天中午，王匡在梅花村的家里吃午飯，他接到電話說北京有人要見他。他問到底是誰，我正在吃飯呢。對方說你來就知道了。“到底是誰呀……”？他馬上放下飯碗，坐上小汽車，一路上都在想是誰找我。汽車到了省委通往珠島的橋頭——那時候，這座橋還是用粗木頭搭就的，汽車不能通行。他下了車步行上橋，看見當時的省公安廳副廳長蘇漢華在等他。王匡問他：“誰找我？”蘇漢華笑笑說，一會就知道了。再往前走了幾步，就看見一個高大的身影從橋那邊走過來，定睛一看，呀，是毛主席！不得了，嚇得他趕緊彎下身子提起布鞋的后跟。那時候的人衣著很隨便，不修邊幅，王匡一向是將黑布鞋的跟踩在腳底下，把布鞋像拖鞋一樣拖沓著走路。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見到毛主席，他第一反應就是要趕快將拖沓著的鞋后跟提上來。毛主席見狀和藹地說：“王匡同志，就這樣吧，就這樣吧。”
到了毛主席在珠島的住處，毛主席讓王匡坐下，然后問：“你抽煙嗎？”王匡說：“不抽。”毛主席便自己點上了煙，又問：“你就是王匡同志嗎？”王匡點頭稱是。“你是廣東人嗎？”王匡又說是。“你過去干什么的？”王匡說：“我以前在部隊搞新聞工作，先在王震的三五九旅，隨部隊由延安南下到中原；后來又以新華社特派記者的身份隨劉伯承、鄧小平南下。”主席高興地說，“哦，你參加了兩次南下。”王匡謙虛地說，“不能算參加，只是跟著部隊走。我拿的是筆，搞通訊報道，沒有直接參加戰斗。”毛主席用肯定的語氣說：“也算，也算。”王匡心里暖洋洋的，毛主席肯定他兩次南下的經歷，他感到很高興。
毛主席又問，“你今年多大了？”王匡說40歲了。這時里屋傳來了一個女聲：“你比我年輕。”王匡回頭一看，原來是江青。毛主席問：“你們兩人認識嗎？”“我們倆是同學，在延安馬列學院同過班。”江青說。當時在馬列學院同班學習的還有李心清、安平生、馬洪、王光偉、羅克明、楊震、吳冷西、林默涵、宋平等。主席又問，“你現在搞什么工作？”王匡回答說：“宣傳工作。”“宣傳工作很復雜，很不好做，對嗎？”毛主席問。
1958年是極不尋常的一年，全民性的“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大寫民歌、大放高產“衛星”，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違反客觀規律的政治口號；畝產幾萬斤、10多萬斤的消息都上了報。宣傳工作跟著中心任務轉，很吃力，也很困難，不跟又不行。但這些話怎么對毛主席說呢？王匡只是說：“報告主席，我不會做工作，所以工作不好做。”主席好像看透了王匡的心思，說：“你抓思想工作就行了，宣傳工作不一定和生產結合得很緊。”王匡聽了很舒服，他感到毛主席很懂宣傳工作。毛主席說宣傳工作主要是將人的思想工作做好，而不是要緊跟著中心任務轉。
接著主席又問：“你看一些什么書？”王匡說：“我讀書讀得不多。”主席接著問：“你讀過馬寅初沒有？讀過凱恩斯沒有？”
王匡當然知道馬寅初。馬寅初是經濟學家、民主人士。他的《新人口論》主張在中國實行節制生育。馬寅初認為人口增長太快會影響積累，影響工業化，因此提倡計劃生育，推遲結婚年齡；主張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不要片面強調重工業，還要積極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充分利用價值規律。1957年夏天，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批判。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的按語里說：“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情高，干勁大。”表明最高領導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不贊成。后來，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報告說：“某些學者甚至斷定農業增長的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他們認為人口多了，消費就多了，積累就不能多。”這是對馬寅初批判的逐步升級。馬寅初后來被戴上“中國的馬爾薩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帽子，失去了發言權。
凱恩斯是英國的經濟學家，是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凱恩斯學派的創始人。凱恩斯的理論認為：失業和經濟危機不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只要國家增加投資、刺激消費、赤字財政、通貨膨脹、減輕稅收，全面調節經濟生活，就可以挽救資本主義的垂死命運。凱恩斯的書王匡有一本，不過他只看了一半，沒有看完。他如實告訴毛主席，心里很不安，主席重視的書自己也沒看完。
王匡想，毛主席將馬寅初和凱恩斯相提并論，目的是什么呢？他單獨召見我，是不是想組織批判文章？還是要求搞理論宣傳的干部知己知彼，不僅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還要知道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因為毛澤東當時沒有明確講出來，所以只能是王匡心里的猜測。
王匡后來回憶這個事情時說：“當時毛主席和我在這邊談話，飯桌在另外一邊。江青坐在飯桌旁邊，他們好像還沒有吃飯，桌上擺著碗筷、小菜。‘周公吐脯，天下歸心’，像毛主席這樣的大人物，約見我這樣的小兵，我很感動，趕緊起身告辭。毛主席硬要送我，一直送到橋邊，車子在橋的那頭等著我。”
毛澤東1958年到廣州，正是廣州的四月天，他天天到珠江里游泳，開一只船到虎門附近的珠江水面，陪同他的是省人委辦公廳副主任的侯甸同志。侯甸是廣西蒼梧人，和王匡長得有點像，兩人都是中等個子，面孔狹長，高鼻深目。毛主席一看見侯甸就說：“王匡同志你也來啦？”侯甸后來告訴王匡說：“我陪毛主席去游泳，他還問到你，以為我就是你。”
有一次，毛主席在鄭州開一個小型會議，王匡是中南局委員，也參加了會議。會前，有人將參加會議的人一一介紹給毛澤東：“這是王任重同志……”
毛澤東說：“不用介紹了。”
接著又介紹說：“這是張平化同志……”
毛澤東又說：“不用介紹了。”
這些人都是他很熟悉的人。當王匡走上前時，毛澤東說：“哦，王匡同志，不用介紹了。”大家哈哈大笑。毛澤東的記性真好。
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偉人，他帶領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提高了中國人的自信力。盡管毛澤東也有過失和錯誤，但也不能掩蓋他的偉業和功勛。這是王匡和他們那一代人對毛澤東的看法。從青年時代一直到垂垂老矣，王匡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始終堅定不移，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始終不變。盡管他也遭受到了毛澤東親自發動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無妄之災，遭受了殘酷的斗爭和無情的打擊，但也沒有改變他對毛澤東的崇敬之情。他曾經用一首詩表明自己的心跡：“人生難防老，新陳變古今，馬列常青樹，永駐少年心。”
60歲，任國家出版局局長
王匡50歲的時候，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在他60歲的時候“四人幫”倒臺，十年浩劫像一場噩夢一樣結束了。
1977年5月，中央決定由王匡同志主持國家出版局工作，任命他為國家出版局黨組書記、局長。1977年正是中國撥亂反正的階段，各項工作都沒有走上正軌，思想也非常混亂，“文化大革命”遺留下很多問題要清理。王匡主持工作后，清理了出版事業中“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問題，解決了困擾出版界多年的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將出版界的業務骨干從各種有形無形的政治帽子和思想枷鎖中解放出來。雖然他在國家出版局只有一年多的時間，卻做了幾項對出版事業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決策。
“文化大革命”十年，十年書荒。為了解決沒書可讀的問題，王匡和出版局的同志做了專門的調查。據統計，1966~1970年全國出版的圖書，除了毛澤東著作和少量馬列主義著作外，大量的是“兩報一刊”的社論和“大批判”的小冊子，占了總印數的75.8％。5年內一共出書2729種，其中文化教育類圖書只占5種，出書范圍很狹窄。大批中外優秀作品都被當成“封資修”的“毒草”被封存起來，不能發行也不能重印。由于“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出版界呈現一種怪異的荒蕪狀態。在江青蹲過點的新華印刷廠因為沒有書可印，工人上班沒活干；出版社不編書，編輯、校對沒事干；新華書店也沒書賣，售貨員閑著發呆。整個出版系統都處在的停頓狀態，全國幾百萬出版系統的職工全都無事可做。
如何推動這列巨大的出版列車呢？首先是要有書稿，要先解決稿酬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批判稿酬是“資產階級法權”，取消了稿費制度；再加上“四人幫”對創作思想有種種禁錮，所以沒人寫書了。王匡決定從恢復稿酬制度開始，國家出版局起草了一個申請恢復稿酬的報告，講清楚當前恢復稿酬的必要性，報請國務院批準后，于1977年9月發文施行。
當時，王匡為恢復稿酬的事情，征求過一些同志的意見。由于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造成的緊張心理還未消除，連張光年這樣的老同志，也不敢表示贊成。有人通知他參加局黨委會議討論恢復稿酬的事。他說這個問題怎么討論？最好別恢復。王匡對他說，你不來開會？到以后你只會嫌稿費少。張光年是王匡調他到出版局分管刊物工作的。當時的刊物不多，只有《人民文學》、《詩刊》，全國文聯和作協都還沒有恢復。
當然這次恢復的稿酬還是很低標準的。畢竟是從無到有，幅度不能太大。稿酬多少也要與當時社會的生產水平、經濟水平、工資水平相一致。后來有些人對這一稿酬規定很不滿意，說標準定得太低。可他們不知道，當時走的那一步還要有不一般的膽識才能做到。這是一個從無到有的突破。
新聞出版署的老署長宋木文同志（當時是國家出版局辦公室主任）曾經說：“假若沒有當時的低，后來怎么會有人嫌稿酬低呢。恢復稿酬制度是當時出版界撥亂反正關鍵性的一步，對整個文化界知識界、對全國都有很大的影響。”
王匡另一項有重要影響的決策是，調動全國的出版、印刷力量重印建國以后出版過的35種中外文學名著。這也是有殺頭之虞的冒險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人類一切優秀文化遺產都被當成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封資修”的毒草，被否定掉了。以至于在一個時期內，人們不敢提古、不敢說洋。后來雖然恢復了稿酬制度，但是作家的思想還受禁錮，很多人還在干校，沒有回到工作崗位上，他們的兒女還在農村邊疆當知青。在這樣的環境下，作家怎么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去呢？
新作品出不來，重印一批文學名著投放到圖書市場滿足讀者對書籍的饑渴行不行呢？因為那些名著的紙型還在，重印不成問題。可是“四人幫”雖然倒臺了，“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依然籠罩在人們心頭。究竟哪些書可以重印，哪些書不能重印呢？由誰來判定？判定的標準是什么？真叫人疑慮重重。想來想去，就先從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肯定過的書入手吧。于是國家出版局大膽地從以上的范圍里囊括中外古今名著，選擇了如下的書目：外國文學部分，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臺》、《高老頭》，雨果的《悲慘世界》，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牛虻》、《一千零一夜》以及契訶夫、莫泊桑、莎士比亞、易卜生等大作家的作品選集等16種書：“五四”以后中國現代文學部分，收入了郭沫若、矛盾、巴金、曹禺的代表作以及《紅旗譜》、《鐵道游擊隊》等10種書；中國古典文學部分，收入了《唐詩選》、《宋詞選》、《古文觀止》、《東周列國志》、《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等9種書。一共是35種中外文學名著，一齊推出。這些書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批倒批臭、封存化漿厄運的，如今得以重見天日，這是何等振奮人心！這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也是對“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的一個強有力的否定。
書目確定不容易，解決印書的紙張就更加困難。
因為長期不印書，倉庫里根本就沒有備用的紙；沒有印書的需求，造紙廠也停工了。現有庫存的8萬噸紙是準備印刷《毛澤東選集》第六卷的。這些紙由汪東興掌管，誰也不能動用。怎么辦呢？王匡想，在當時的形勢下，出版“毛選”第六卷似乎不太可能。因為“毛選”第六卷將會涉及到“反右”斗爭、三面紅旗、廬山會議等問題的評價，這些問題中央還沒有做結論。為此，王匡專門為這件事去找中央負責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的副主任、主任吳冷西、胡喬木商量。吳冷西聽后笑笑不回答，胡喬木則說：“‘毛選’四卷編了好多年才出版，第五卷編的很不容易，第六卷真不敢說什么時候能編出來。”雖然如此，這些紙可是專門為出版“毛選”第六卷準備的，誰敢動用“毛選”的紙呢？“毛選”印不出來豈不是要你負責嗎？這個罪名是非常可怕的。王匡真像是挑著千斤擔子走在刀刃上一樣。想來想去，王匡決定去請示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吳德同志。于是王匡連夜進中南海，請示了吳德，得到了他的支持，才從汪東興那里拿到了紙，書終于可以順利地開印了。
這批書首先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新華書店發行。售書的第一天，對廣大讀者來說真是一個盛大的節日。人們長時間地排隊等候書店開門。書店一開門，讀者立即擠滿了所有的空間，店里人頭涌涌，摩肩接踵，新華書店從來沒有這么熱鬧過。買到書的人滿頭大汗，如獲至寶地捧著一大疊書從人群中擠出來，笑容滿面地走出店門。這批中外名著的出版，很大程度緩解了書荒，初步滿足了廣大讀者對書籍如饑似渴的需求；也給出版界帶來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當時，正是報上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熱火朝天進行著的時候，這批中外文學名著的出版也是對真理標準討論的一個實際支持。當時積極參與這件事的還有陳翰伯、王子野、許力以、王益以及宋木文，他們后來都是新聞出版署的主要領導人。
宋木文說，在考慮是否出版這批中外名著的時候，王匡曾經征求過他的意見：“你贊不贊成這件事？毛澤東說過，‘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來一次。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來的時候，再被打倒就是了。也許沒有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就去見馬克思了。”
對于王匡來說，這是何等的勇氣和決心啊。不管是出版被“文革”否定、批判的中外名著，還是動用《毛澤東著作》的紙出書，這兩件事中的任何一件都會使他小命不保，罪該萬死。“文化大革命”中他作為中南局的宣傳部部長，在廣東首當其沖地受到了打擊和迫害。除了大大小小的斗爭會上挨打受罵被批判以外，還被登報批判，通欄的大標題、連篇累牘地稱他是中南地區最大的“走資派”、是“牛鬼蛇神的黑后臺”，幾乎讓他送掉性命。可是在關系到人民群眾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卻一如既往地不顧個人安危，作出堅持真理的選擇，這是特別令人敬佩的。
第三件事就是策劃主持新版的《魯迅全集》的注釋和出版工作。這是一項重大的工程。早在1975年11月，毛主席便肯定了魯迅兒子周海嬰提交的關于魯迅著作注釋出版工作的報告。但是在“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下，《魯迅全集》的注釋出版工作一直未能進行。為了完成毛主席生前批準的魯迅著作出版計劃，在王匡主持下，1977年9月11日，國家出版局向黨中央報送了《關于魯迅著作注釋出版工作的請示報告》。在中央做出出版《魯迅全集》的決定后，王匡決定首先從組織上加強對新版《魯迅全集》出版工作的領導。
他建議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過問《魯迅全集》的選編工作，掌握方針，對注釋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指導和審定；再將被“四人幫”迫害、還在江西勞動的林默涵調回北京主持選編工作；又借調馮牧、秦牧加強原來注釋工作的班子。他還約請郭沫若、沈雁冰、周建人、王冶秋、曹靖華、李何林、楊霽云、周海嬰等人擔任魯迅著作注釋工作的顧問，搭建了一個極具權威的班子，在組織上保證了《魯迅全集》的編纂成功。
在確定《魯迅全集》收編范圍和編選注釋的原則方面，除了1958年版的內容外，再增加魯迅的全部書信、日記，輯錄相關古籍和文的序跋，以及1958年以后發現的全部佚文，并附魯迅年譜和注釋索引于卷末。新版的《魯迅全集》注釋以1958年版為基礎，原注釋凡能用的盡量采用，錯誤的地方加以改正，不足的加以增補，繁瑣的加以刪減，體例不一的加以統一。總之，力求準確簡明，通俗易懂。
“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對1958年版的《魯迅全集》進行顛倒黑白的指責。特別是針對一條關于30年代兩個口號論爭的注釋問題，向周揚、林默涵發難，興師問罪，大肆撻伐。王匡報請中央準許由林默涵主持新版《魯迅全集》的選編工作，并且以1958年版的《魯迅全集》作為新版注釋的基礎，這是對“四人幫”的一個有力回擊，也是一項重大的撥亂反正。
在學術界、出版界有關專家卓有成效的通力合作下，新版《魯迅全集》16卷本198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時王匡已經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工作崗位上。他為這套書的成功出版，感到由衷的高興。
宋木文曾經和王匡的女兒王曉吟談過王匡在國家出版局任職中做的幾件不平常的事情。他說：“你不要以為你的父親年紀大了，思想保守，跟不上時代。他的思想非常敏銳，非常先進，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原載《父輩的足跡》 廣東省地方史志辦編? 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