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國堯烈士，是廣東省番禺縣瀝滘鄉人，1913年8月6日出生于一個地主家庭。國堯的母親祁氏，原是東莞縣的一個農家女子，因父親病故無錢料理后事，便賣身葬父，當了地主家庭的婢女，14歲時被國堯的父親娶做第四房妻室。國堯年幼時，父親便病逝，母親因受其家族的歧視、凌辱而到廣州謀生，她把一切希望都傾注在國堯這個獨生子身上。國堯自幼刻苦求學，成績優異。念中學時，他對祖國內憂外患深懷憂憤，經常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自勉，立志要尋救國救民的真理。

　　1934年春，國堯東渡日本，考進了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經濟系，專心致志地研讀馬列主義和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歷史，認真思考社會改革問題，得到該校進步老師的賞識。在日本留學三年期間，國堯在那位進步老師那里閱讀了許多馬列著作，又在郭沫若舉辦的學術專題講座中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使他由一個純樸的愛國青年，轉變為具有初步馬列主義世界觀的人。他認識到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了在回國之前把山岡萬之助的譯著《史的唯物論》翻譯成中文，他日以繼夜地工作，得了肺病，仍不止息。1937年6月，他回到上海后，即以康敏夫的署名，把該譯稿送給神州國光社出版。‘同年7月，國堯從上海回到廣州，正值中日戰爭爆發。他憂國憂民之心更切。當國民黨發出通令征集留日學生開訓練班．國堯應征前往受訓，畢業后被分配到武漢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二廳任少校參謀，從事國民軍訓的工作。這期間，他與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取得聯系，并于1938年5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不久，他被調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直屬第五政治大隊第二中隊當中隊長。同年底從衡陽調到廣東韶關，被指定為第五政治大隊地下黨的領導機構——中共黨團的書記。國堯從廣州大中學生集訓團（集訓地址在韶關）中挑選了六七十名學生到政治大隊工作。不久，他從政治大隊中發展了一批黨員，加強了黨的力量。

　　1990年4月，由于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企圖迫害政治大隊中的共產黨員和講步分子，因而該大隊便宣告結束。國堯立即被調去參加由中共廣東省委舉辦的干部訓練班學習，結業后，國堯受黨委派以地下黨負責人身份到中山縣第九區國民黨挺進三縱隊一支隊梁伯雄大隊搞統戰工作，公開的身份是大隊部副官兼中隊長。

　　當時在中山縣活動的國民黨挺進三縱隊一支隊，由收編土匪隊伍組成。支隊長潘惠原是珠江三角洲有名的土匪頭目，又是當地的地主土匪武裝“民利公司”的頭子，在中山獨霸一方，但在政治上主張抗日，與國民黨地方實力派有矛盾。為了爭取這支隊伍，黨便派國堯到一支隊工作。經過他兩年多時間的努力，把該大隊置于我黨的控制之下。

　　國堯學識淵博，才干過人，但又謙虛謹慎。他治軍很嚴，組織觀念很強，處處以一個共產黨員來嚴格要求自己，十分注意斗爭策略，處理問題果斷。當時，市橋大土匪頭子李塱雞派遣偽兵包圍挺三第一支隊，同時秘密派出心腹與潘惠談判，企圖建立“互不侵犯”的關系。國堯得悉后，當機立斷地派出一支精壯的隊伍進行伏擊，把李塱雞派來談判的一幫人全部消滅掉，給汪偽一個沉重的打擊。

　　1942年初，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縣委決定，在五桂山區建立由我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國堯負責與地方實力派頭面人物做工作，使他們不搶占地盤和阻攔我們部隊的活動，為更多的兄弟部隊挺進五桂山區創造有利條件。最初，汪偽不知我軍的實力和意圖，駐翠亨的一個排偽軍被我先遣隊包圍之后便投降了。國堯聽取匯報之后覺得事有蹊蹺，汪偽可能搞假投降，便立即把該排長抓來訊問。結果完全證實了國堯的判斷。另一次，被我軍收編的一個土匪排，由于吃不了苦，在副排長甘土旺的策劃下，把我軍從敵偽軍中繳獲暫時埋藏在沙灘里的兩挺機槍偷走，準備搞掉我們的先遣隊之后投降敵偽。國堯從失槍事件中機警地覺察到這個陰謀，從而粉碎了甘土旺企圖叛亂的陰謀。

　　同年底國堯接受了新任務，調離五桂山區，回到他的家瀝滘做地下工作。為了把抗日游擊戰爭引向廣州市郊，中共珠江三角洲黨委決定組織挺進廣州工作組，由衛國堯和盧德耀領導，在廣州南郊瀝滘鎮建立秘密據點。國堯先行回家，利用盡人皆知的地主少爺、留日學生、國民黨少校軍官的身份和社會關系進行公開活動，搞好各種關系后，把我黨派去瀝滘的同志以各種名義安置下來。

　　當時瀝滘為臭名遠揚的衛氏“十老虎”所把持，為首的是老六衛金允（大頭允）。他們是同父異母的十個兄弟，是一群殺人越貨的土匪、流氓。他們憑借日寇的勢力，獨霸一方，還經常帶領日寇圍剿我禺南抗日游擊隊，群眾恨之入骨。

　　國堯回瀝滘后，采取了麻痹敵人、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工作方針。為了打消“十老虎”的疑慮，便和他們一起“廝混”。國堯把組織上給他的五千元活動費，恢復了“怡和”碾米廠和開設了一間小小的文具店，自己擔任經理，并兼小學校長，與盧德耀把瀝滘的秘密黨組織和情報站建立起來。衛國堯和盧德耀通過這些據點，在青年中組織了秘密的“青年學習會”，在農民中組織“關帝會”，在店員中組織“同心會”。他們利用這些外圍組織，向群眾宣傳抗日救國，發動群眾支援抗日游擊隊。

　　經過國堯等深入虎穴一年多扎扎實實的工作之后，動員、輸送了一批進步青年參加禺南游擊隊，為剪除“十老虎”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1943年秋，國堯和瀝滘地下黨支部討論并經上級批準，制定了利用清明節拜山（祭祖墳）的機會“智擒十虎”的方案。次年清明期間，我廣游二支隊在瀝滘地下黨組織的秘密配合下，一舉把“十老虎”中的八個“老虎”（老大、老二漏網）捉拿歸案，并獲一大批武器。“智擒八虎”的消息傳開之后，附近24鄉的群眾無不拍手稱快。

　　1944年4月，國堯被任命為廣游二支隊番禺人民抗日大隊的大隊長。他同政委鄭少康、副大隊長盧德耀一起，率領部隊轉戰禺南一帶，打擊敵偽，威震四方。

　　1944年7月25日，禺南部隊在離市橋24里的植地莊集結，準備襲擊敵市橋據點，不料被潛伏在該莊的女漢奸何志英發覺。她冒雨前往市橋日寇警備司令部告密，鬼子馬上調集了一個聯隊，連夜從四面包圍植地莊。26日凌晨，我軍經過浴血奮戰，擊退敵人的多次進攻，打死打傷敵軍70余人。為了保全革命力量，正患著瘧疾，發著高燒的國堯，與鄭少康一起率領主力突圍中，不幸壯烈犧牲，時年3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