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彬

1937年，紅軍駐西安聯絡處工作人員合影。后排左起：周恩來、云廣英、張經武、孔石泉、葉劍英、曾國華、曾廣梅（曾威）；中排左四張云逸，左七張文彬。

1938年，鄧小平（左）與張文彬在西安的合影。

葉劍英、張文彬、童小鵬等。

　　張文彬（1910.7—1944.8），湖南省平江縣人，原名張純清。1927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2月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了紅軍長征，任紅五軍政委、紅七軍政委，紅三軍團保衛局局長等職，屢立戰功。1936年調任毛澤東秘書。抗戰時期先后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書記和廣東省委書記。1944年8月犧牲于獄中。是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奉命南下領導廣東黨建
　　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后，張文彬奉中共中央之命，于9月間抵達廣州，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他不畏艱難險阻，往返于廣州、香港之間。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同年10月，南委正式成立，張文彬任書記。
　　1938年4月，遵照中央指示，撤銷南委，成立中共廣東省委，張文彬被選為書記。他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使廣東黨的組織發展很快。到1938年5月，先后建立了中山中心縣委、東莞中心縣委、南順工委以及南雄、韶關、惠陽等地中心支部，很多過去中共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的縣、市也相繼恢復了黨的組織。8月，他主持召開廣東省委第三次執委擴大會議，提出了“為建立強大的群眾性的廣東黨而斗爭”、“為全省發展一萬黨員而奮斗”的口號。經過深入細致的發動工作，到同年10月，在廣州地區（包括香港）、潮梅地區和瓊崖等地的黨員人數驟增。從1938年到1939年10月，縣一級黨的組織機構在廣東全省各地普遍建立起來，并分別建立了東南、粵中、東江、西江、北江和南路等特委。

　　重視抓好統戰工作
　　張文彬重視并善于做統戰工作。他從實際出發。領導廣東省委制訂了“切實做好建立黨的基礎工作，團結余（森文）湛（小岑）左（恭）鐘（天心）等，并以公開合法名義積極開展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的工作方針。為此，廣東省委派石辟瀾、葉兆南、司馬文森、黃新波、郁風等到第四戰區司令官余漢謀的政治部第三組的上層機關開展工作，還先后動員了800多名青年（內有共產黨員120名）到該部的政工總隊工作，張文彬在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和抗日救亡團體中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以張文彬為首的中共廣東省委正確執行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使廣東的抗日救亡運動不斷高漲，不少群眾抗日救亡團體。如廣東抗日救亡先鋒隊、廣州市學聯、香港學生賑濟會、潮梅、惠陽、韶關、佛山、南路、西江等地大批群眾救亡團體，名義上是國民黨領導，實際上都接受了我黨的領導。

　　與頑固派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
　　張文彬很重視武裝斗爭。1938年4月，在中共廣東省委成立時，他就把軍事工作問題提到廣東省委議事日程進行討論。廣東省委成立了軍事委員會。并決定各級黨組織必須把建立民眾抗日武裝作為當前的中心任務。張文彬還提出了“黨員軍事化”的口號，號召黨員學習《論持久戰》和郭化若注釋的《孫子兵法》，掌握游擊戰的戰略戰術。
　　1938年八九月間，張文彬去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1939年春，他從延安南返時，經他向中共中央請求，中央給廣東派來了梁鴻鈞、李振亞、謝立全、謝斌、莊田等紅軍干部。他還把有武裝斗爭經驗的干部盧偉良、鄔強、陳志強調到東江游擊隊，派劉向東、嚴尚民等到吳勤領導的“廣游二支隊”去，把該部改造為我黨直接領導下的抗日武裝。
　　1940年6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廣東省委劃為粵北和粵南兩個省委，張文彬任粵北省委書記。同年10月間，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直屬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領導），張文彬任南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他與書記方方一道領導粵北、粵南、閩西、閩南、潮梅、廣西、江西、瓊崖、湘南等地區黨的組織和抗日斗爭。

韶關五里亭粵北廣東省委舊址

　　翌年1月，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各地逮捕、殺害中共干部和抗日群眾。在險惡的環境中，張文彬與方方等迅速組建南委領導機關，建立南方電臺中心，保持與黨中央的聯系。同時，他根據南方局的指示。把黨的組織由原來的黨委制改為特派員制，采取單線聯系，黨員實行社會職業化，開展勤學、勤業、勤交友活動。他深入到海南、東江抗日游擊隊，具體指導游擊隊的工作。
　　為了統一東江、珠江敵后武裝斗爭的領導，張文彬代表南委決定成立廣東軍政委員會，并成立了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對部隊體制進行了全面的整編。這時，日軍施展一套狠毒狡猾的詭計，他們瘋狂掃蕩我華北、華東抗日根據地。實行“三光政策”，而對正面戰場則暫時停止進攻，企圖拉蔣、汪合流。因此，國民黨頑固派調一八七師到惠州，糾合保八團、挺六縱隊和4個支隊共約七八千人，準備向我大舉進攻。在這困難的關頭，張文彬號召大家一定要“緊握槍桿子，堅持抗日反頑斗爭”，實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

　　“寧可坐牢而死，決不跪著爬出去”
　　1941年12月，日軍占領香港。張文彬在香港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廖承志一起周密布置搶救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的工作。他們先后在香港、惠陽等地召開香港、東江地方黨組織和部隊負責人會議，精心布置。經過努力，終于把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等七八百名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從香港日軍的嚴密控制下搶救出來，安全地護送到大后方，受到中共中央的通電表揚。
　　1942年5月下旬，江西省委遭到破壞，張文彬迅速帶著機關向閩西、東江等地轉移。途經廣東大埔高陂鎮時遇上叛徒郭潛（原是南委組織部長）及所帶引的特務。終因寡不敵眾，不幸被捕，被特務押解囚禁于江西太和縣國民黨監獄。
張文彬在獄中立場堅定，嚴厲駁斥國民黨特務誣蔑我黨的讕言，痛斥勸降的無恥叛徒，明確表示“寧可坐牢而死。決不跪著爬出去”，始終大義凜然，堅強不屈。
　　張文彬身患肺病，入獄后，在敵人的殘酷折磨下，病情日益嚴重。敵人采取軟化政策。承諾他只要肯轉變立場，不但可以獲得自由，還可給他治病。張文彬對敵人的威脅、利誘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國民黨中統局駐贛觀察員、特種工作辦事處總干事莊祖芳等特務頭子，多次找他談話，攻心誘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張文彬在生命垂危之際，還十分想念黨，想念與自己共同戰斗過的戰友。他與廖承志關在同一所監獄。他最后與廖承志見面時，掙扎著起來對廖說：“我一生為黨工作，堅信馬列主義、堅信黨，現在生命快到盡頭，但我死而無憾。將來你出去時，請你將我在獄中的表現轉告給黨中央、毛主席。”1944年8月26日，他帶著腳鐐，用嘶啞的聲音哼著《國際歌》同廖承志訣別。
　　獄中人員在檢查張文彬的遺物時，發現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題為《我誓死不能轉變》的信。信中說：“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表達了“誓死而歸，樂于就義，愿為江西人，尤其為整個中華民族的革命兒女留此正氣吧”的赤誠決心。
　　1944年9月初，張文彬犧牲的消息傳到延安，中共中央為張文彬舉行的隆重的追悼會，毛澤東還在延安舉行了小范圍悼念活動。
中共中央南方局為了緬懷張文彬，在重慶紅巖舉行了追悼會。
　　張文彬堅定信念、對黨忠誠的高尚品格深深地印在廣大干部黨員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