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1904.6~1971.9），原名方思瓊，廣東普寧人。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普寧縣委書記、汕頭市委書記、福建省上杭中心縣委書記、福建省委宣傳部長兼武裝部部長、福建省委代理書記、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政治部主任、閩粵贛邊區省委書記、南方工委書記、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書記、華南分局書記等職，是華南黨組織主要領導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全國僑聯副主席。

方方

　　一、領導才溪受表揚

　　方方有一顆忠實當好人民勤務員的赤誠之心，他在工作中深入實際，體察民情，切實為群眾辦實事、好事。著名的中央蘇區模范鄉——才溪，就是方方任閩西蘇區上杭中心縣委書記期間主抓的工作。

　　在方方家人手中保留的、根據方方生前口述記錄整理的文字中，其中有段寫道："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表揚了方方領導的上杭才溪區：'福建的才溪鄉，紅軍多得很呀！才溪鄉百個人當中有80個人當紅軍去了。公債也銷得多……我們要學習長岡鄉和才溪鄉，注意群眾生活問題，從土地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老百姓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來，才溪鄉的這類工作做得非常好喲'"。

?位于福建上杭的毛澤東“才溪鄉調查”舊址

　　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對農村革命根據地實施殘酷軍事"圍剿"和嚴密的經濟封鎖，給紅軍和蘇區人民造成嚴重困難。因此，擴大紅軍和發展蘇區生產建設，是直接關系到能否堅持長期而又殘酷的反"圍剿"戰爭和鞏固農村根據地的重大任務。方方和縣委領導堅持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關于發展農村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方針、政策，深入農村，幫助區鄉干部帶領蘇區軍民戰勝困難。他到才溪區、才溪鄉參加生產勞動，深入田間、農戶，了解群眾的困難，發展合作社事業，幫助春耕生產。1933年群眾生活有了明顯改善，吃、穿都較暴動前（指1929年5月暴動——引者）成倍提高。

　　蘇區人民為保衛革命戰果，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踴躍參加紅軍的熱情更加高漲，一次又一次出色完成"擴紅"任務，上杭縣被譽為閩西蘇區擴大紅軍模范縣。才溪區、才溪鄉更是名聞全蘇區，1932年前后，上才溪青年男子554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485人，占88%。

　　1933年11月，毛澤東到才溪鄉調查，寫下了著名的《才溪鄉調查》一文。1934年1月下旬，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才溪區、才溪鄉被評為中央蘇區模范區、模范鄉，毛澤東號召"全蘇區幾千個鄉一齊學習這幾個鄉，使幾千個鄉如同長崗、才溪、石水一樣，成為爭取全中國革命勝利的堅強的前進陣地。"

　　二、"三年苦斗"建功績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后，方方堅持閩粵贛邊游擊戰爭。

　　1935年春，在中央主力紅軍進入長征、省委與軍區的領導機關被摧毀、國民黨已展開殘酷"清剿"的嚴峻局勢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宣布成立，方方任政治部主任。

　　那段時間，戰士們在深山密林里有時十天半月沒有飯吃，常以野菜野果充饑。由于患病無藥醫治，很多同志都犧牲了。在艱苦歲月里，方方發動大家分散聯系群眾，爭取鄉長、保長、甲長，把周邊數百余里數十個鄉村的群眾工作建立起來，并運用靈活多變的游擊戰術，與數倍甚至數十倍于自己的敵人周旋在崇山峻嶺之間，打破了國民黨軍10個正規師的反復"清剿"。

　　1937年6月，毛澤東對赴延安匯報并請示工作的方方說："你們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保留了這么多干部，保留和發展了部隊，保留了20萬畝土地（指土地革命時期農民分到的土地，這部分土地直到解放時還基本保留在農民的手里），保衛了蘇區廣大群眾的利益，這是偉大的勝利。"毛澤東還對方方說："你回去問候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各位同志好，告訴他們，你們的三年苦斗有很大的功績。

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紅旗飄飄叢書》第18集中刊登的方方撰寫的《三年游擊戰》一文。

方方曾與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等一道堅持了艱苦卓絕的閩西和閩西南三年游擊戰爭。圖為1943年8月，方方（右）與張鼎丞（中）、安子文（左）在延安中央黨校合影。

　　三、談判桌上顯風采

　　抗戰勝利后，《雙十協定》和《停戰令》墨跡未干，蔣介石即密令其軍隊迅速搶占戰略要點，命國民黨廣東當局在最短時間內消滅華南中共部隊。1946年１月，方方被任命為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第八小組中共首席代表，以少將身份到廣州執行停戰協定，并解決華南抗日游擊隊北撤的問題。

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第八小組少將中共代表方方。

?　　和談一開始，國民黨廣東當局即設置了重重障礙，他們拒絕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南抗日游擊隊，污蔑游擊隊為"土匪"，使調處工作陷于僵局。他們阻攔我方代表與外界接觸，甚至潛入我方代表住處，破壞電臺，使我方代表一時無法與廣東區黨委取得聯系。

　　有著豐富斗爭經驗的方方和同志們一起，與國民黨當局展開周旋。每天晚飯后，我方代表三五成群地出門，在廣州沙面環島散步一周"乘涼"，這讓國民黨的警衛也無可奈何。我方重要代表外出，國民黨必派員"陪同"監視，我方代表便幾個人同時出去，對方人手不夠，只能顧此失彼。

?廣州沙面復興路64號（今68號）原蘇聯領事館是當年軍調部第八小組駐地。

　　沖破國民黨當局的封鎖后，方方用"方旭"的名字寫信給我黨公開出版的《正報》，說"我在廣州無法看到貴報，希望貴報把出版的各期寄幾份給我。"《正報》社收到信后，即通過地下黨的同志與方方取得聯系。隨后，方方又通過各種渠道，找到《華商報》駐廣州特派記者，公開揭露國民黨阻撓軍調部第八小組調處工作的行徑。

當時香港《華商報》刊登的(右)關于軍調部第八小組抵達廣州的報道；(左)關于國民黨軍企圖剿滅東江縱隊的報道。

?　　此時，國民黨當局一面拒絕調處，一面調集重兵猛烈進攻中共東江縱隊和瓊崖獨立縱隊。但迫于人民武裝的反擊和社會輿論的壓力，國民黨廣東當局最終不得不承認以曾生為司令的東江縱隊為中共部隊，回到談判桌上。

　　談判恢復后，國民黨代表再度污蔑中共部隊破壞停戰協定。面對國民黨的囂張氣焰，方方把來自各方面的一封封電報、信件擺在會議桌上，向國民黨代表嚴正指出，這些電報信件是事實的見證人，如果你們尊重事實，我們就坐下來，老老實實談個結果，如果要打，我們共產黨人也不怕。

　　1946年5月21日，北撤達成最后協議。方方率軍調部第八小組在廣州公開召開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上鄭重指出，中共武裝北撤是顧全大局，是說話算數的。

　　然而，北撤協議達成后，國民黨竟又調動５個團的兵力進入東江地區，妄圖破壞中共部隊的集結。我粵北部隊在南下過程中，也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一時間劍拔弩張，形勢危急。

　　此時，方方向國民黨駐軍一再提出強烈抗議，并會同東江縱隊司令部，組織部隊做好自衛反擊的準備。經過反復斗爭，1946年6月30日，東江縱隊2400多名指戰員集中于大鵬灣沙魚涌登船北撤，并于7月5日到達山東煙臺解放區。

　　6月29日，方方在大鵬灣護送東江縱隊等廣東抗日武裝乘船撤離，北上山東解放區。他在大鵬灣代表中共中央軍委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位于深圳市龍崗區葵涌鎮沙魚涌海灘的紀念東江縱隊北撤石碑和紀念亭；方方代表中央軍委歡送北撤部隊的慰問信。

?　　四、成功組織大輸送

　　1947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方方為書記，尹林平為副書記。這一時期，方方把香港打造成華南解放戰爭的指揮中心，遠見卓識重視經濟工作，為南下解放軍主力解放廣東創造了特殊的有利條件。這里說的是成功組織了秘密大輸送，將大批民主人士送往解放區，為人民政協的勝利召開和共和國的成立提供了重要保證。

?方方與夫人蘇惠（曾任中共香港分局工委組織部長）于1947年在香港合影。

　　當解放戰爭進入尾聲，為籌備新政協的召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倡議"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號召發出之后，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海外愛國華僑、華人的熱烈響應。

　　如何把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安全地運送到解放區，關系到新政協能否順利召開，不容絲毫錯失。彼時，中共在香港的活動不時受到港英當局的騷擾和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從香港到東北或華北解放區，中間隔著大片國統區，被國民黨嚴密封鎖，陸上交通極不安全；陸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而這又要冒港英政府阻撓、破壞和美蔣?？哲姷母蓴_、攔截的風險。

　　當時，方方為切實貫徹安全第一的原則，在周恩來的親自指揮下，中共香港分局和潘漢年、錢之光等人做了大量細致周密的工作。他們認真籌劃，商量分批運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分工以及各個環節的銜接。

　　在整個護送工作中，最困難也最富傳奇色彩的，莫過于安排李濟深秘密離港。為此，方方等人費盡心思。

　　李濟深離港的時間定于1948年12月26日夜。為了迷惑外界，中共特地安排李濟深參加一個宴會。宴會結束后，李濟深的車隊直奔維多利亞港登舟。港灣里游艇如梭，李濟深的游艇很快混淆其中。在海面上航行了近１個小時后，一條小艇飛快地向他們駛來，按事前的約定發來信號——接應人終于來了。李濟深的游艇立即加大馬力，緊隨其后。

　　前方出現一艘巨輪——蘇聯"阿爾丹"號貨輪。小艇一駛近貨輪，便發出信號，巨輪立即放下軟梯。當李濟深被攙扶登上甲板后，定眼一看，四周熟人不少，有茅盾夫婦、章乃器、彭澤民、柳亞子、馬寅初、翦伯贊等人士。都是一副商人的打扮。

　　與此同時，在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館里，電話鈴聲不斷，方方等正緊張地關注著李濟深一行人的行蹤。在李濟深車隊所經過的路段，都已事先安排好了人，一旦有事，可立即接應。當最后一個電話打來時，報告消息的人幾乎抑制不住興奮："船開了，'貨'在大副房間里，'英姑娘'沒有來送行。"這就是說，一切順利，英國警察沒有察覺。"阿爾丹"號一聲長鳴，緩緩出港。

　　據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查核有關資料統計：從1948年９月至1949年８月，接送民主名流和文化精英及其家屬從香港北上，其中民主黨派和文化界人士350多人，后來成為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代表的就有115人。

　　正是這些細致入微的安全措施，保證了護送工作的順利進行，從而使民主黨派領導人及愛國知名人士何香凝、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等人得以安全離開香港，到達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和新政協會議。

　　1949年夏，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新的華南分局，葉劍英、張云逸、方方分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

在普寧方方紀念館中的方方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