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有趙氏孤兒,今有彭湃遺孤。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廣東潮安這片紅色土地上,演繹了20多位“媽媽”舍命保護彭湃烈士遺孤彭士祿的紅色經典。
彭湃(1896-1929),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人。中國農民運動領袖,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1928年11月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等職。1929年8月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2009年9月,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彭湃及妻子蔡素屏烈士
彭士祿是彭湃的次子,出生于1925年11月。4歲時,其母親蔡素屏和父親彭湃先后犧牲。彭湃被害后,黨組織讓彭述(彭湃的七弟)把小士祿送到革命老根據地潮安彩塘(上莆),隱藏在鄉村中,避開敵人的搜捕。前后5年時光,20多位“媽媽”、20多個家族,不怕殺頭,舍命相救,接力悉心撫養彭士祿。

1926年2月彭湃與兒子彭士祿、彭洪合影。

1933年,彭士祿8歲時在汕頭石炮臺監獄被國民黨當局列為“小政治犯”并為之照相,在廣州《民國日報》上刊登大幅照片,在醒目的位置注有“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師捕獲”等字樣。
數十年后,彭土祿成為中國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
老年彭士祿憶起這些媽媽,不禁哽咽。感慨地說,“我是老百姓花了很大代價才保護下來的呀!我對人民永遠感到內疚,無論我怎樣的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報他們待我的恩情。”他說:“童年時期,是潮汕人民哺育了我,我是吃百家飯、姓百家姓、穿百家衣長大的。他們對我比親生子女還要好。有吃的先給我吃,自己挨餓卻讓我吃飽。有的媽媽為掩護我而坐牢,甚至失去了丈夫、兒子!我永遠銘記這段歷史,永遠銘記這些可親可敬的老百姓們!”

彭士祿在黨的關懷和培養下,成長為新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
彭土祿回憶:當時,撫養我的20多個“爸”“媽”,都是貧苦善良的農民。“他們對我特別厚愛。平時他們吃不飽,我吃得飽;逢年過節難得有點魚肉,我吃肉,他們啃骨頭。最后,我住在紅軍哥哥陳永俊家,我叫他母親‘姑媽’,還有姐姐(陳永俊之妹),我們三個相依為命,過著貧寒生活。1933年農歷七月十五晨,由于叛徒出賣,我和姑媽被捕,8歲的我成了小囚犯,被關進潮安縣監獄女牢房。在女牢房里,我又見到曾經撫養過我的‘山頂阿媽’,她是先被捕的。真有幸,竟有兩位媽媽護著我坐牢,生怕我受饑寒。姑媽是那么善良,忍受著殘酷審訊的痛苦,寧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認我是彭湃的兒子。多么偉大的女性啊!男女牢房幾百位難友見我衣衫破爛,共同湊錢給我做了一套新衣裳,我穿上了‘百家衣’”。(楊新英《彭士祿傳》前言:彭士祿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年2月)
當時,士祿跟隨著“媽媽”們東躲西藏,兩三個星期、三兩個月就換一戶人家。到了哪一家,就是那一家的孩子,就姓他們的姓,都管叫人家“阿爸”、“阿媽”。所以,在潮安彩塘一帶,士祿有20多位“阿爸”、“阿媽”。他曾被轉移到彩塘金砂鄉在山里的一個村莊。這戶人家只有一個中年婦女,在這位“山頂阿媽”家住了幾個月后,又被當地紅軍隊長陳永俊領到金砂鄉漁民楊嘉清家里。他的兒子叫楊阿孫。士祿稱楊嘉清為“阿爸”,稱楊阿孫為“阿哥”。后來,又在紅軍哥哥陳永俊家住了一年多。
陳永俊是潮安彩塘金砂鄉陳厝村人。金砂鄉曾是中共潮澄揭縣委機關所在地。陳永俊于1925年潮安成立農會時,就帶頭參加,后又加入共產黨,曾到海陸豐參加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陳家成為我黨地下交通站。陳永俊是紅軍隊長、中共潮安上莆區委委員、中共潮澄揭縣委委員。他的母親潘舜貞,丈夫早逝,她積極支持子女干革命。當組織決定把士祿由她收養時,她愉快地接受,叫士祿稱她為“姑媽”,并把彭士祿改名為潘保祿。
1932年冬,中共東江特委政治保衛局長林蘇等兩位同志調往中央蘇區工作,同時帶上了彭士祿同行。乘船至豐順留隍時遇到巡查的國民黨兵,林等2人被捕,士祿又被船夫送回陳永俊家。永俊有個堂弟永輝,比士祿大二三歲,他們很要好,經常在-起嬉戲,一起拾柴放牛。盡管陳家境貧寒,春節來臨還為他添新衣,村里做“大戲”、鬧元宵,士祿要出門看戲,“姑媽”還給他兩個銅板,買楊桃、“鳥梨”等零食吃。潘姑媽家里很窮,以繡花為生。彭士祿記憶猶新:“只有過年時,才有鵝肉吃。‘姑媽’叫我吃肉,卻叫她7歲的親生女兒啃骨頭。”士祿在這個和藹可親的陳家,度過一個相對安定的年頭。
1933年9月,彭士祿與潘舜貞等10多人一同遭捕入獄。不久敵人要將士祿押往汕頭石炮臺監獄。時同監的政治犯劉斌(劉光濤,潮州城培英小學進步教師,潮安東津鄉人)、許美勛(潮安彩塘人,左聯作家)等人,獲悉只有七八歲的革命后代要離開親人單獨發配異地時,特發起為烈士遺孤“捐一個銅板”的活動。當難友們知他是彭湃的孩子時,大家都踴躍捐獻,全獄300多人共捐十多元,給他做了一-套新衣服,剩下的錢也留給土祿。
轉到石炮臺監獄幾個月后,彭士祿又被送往廣州感化院,一年后才把他釋放送回汕頭。這個未滿十歲孩童舉目無親,又不得不再次來到陳厝村,但陳永俊家門鎖已生銹,永俊哥,小姐姐又不知去向,“姑媽”還在牢里。只好跟“嬸娘”(永輝母親)乞討度日。“嬸娘”感到這不是辦法,后來便帶著士祿去投靠她的二姐夫蔡錦清。蔡是個石匠,生活也很苦,士祿不得不上山割草和學繡花來幫生活。
1936年夏,士祿又被敵人抓進潮安牢獄。這時流落在香港的祖母周鳳(彭湃的母親)得知其下落,通過彭澤民、陳卓凡等人的關系,前來潮安認領孫子。要離開時,彭士祿與舜貞姑媽抱哭成一團,含淚忍別。潘姑媽為保護彭湃遺孤坐了4年牢,到了1937年國共合作抗日時才被釋放。

(左圖)彭湃的母親周鳳;(右圖)彭湃次子彭士祿,1939年參加革命。
彭士祿在祖母照顧撫養下,長大至14歲時,就投奔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成為抗日小戰士。黨中央領導同志一直在尋找彭湃遺孤,1940年周恩來得知彭士祿下落,特派副官龍飛虎把他接到重慶,再由賀怡(賀子珍的妹妹)送到延安讀書。1951年又把他派往蘇聯學習。
1937年,紅軍哥哥陳永俊在揭陽一次戰斗中不幸犧牲。潘舜貞走出牢獄,返回家鄉,已是孤身一人。解放后,士祿特將她接到海豐彭家居住,奉養這位保護過自己的革命母親。后來潘姑媽又重回潮安老家,士祿每年都寄錢來贍養她。1962年秋,82歲的潘舜貞病逝時,士祿因從事絕密的核潛艇科研工作,無法前來奔喪,只好寄來喪葬費安葬她老人家。
革命老區人民把對黨對革命的忠貞化作掩護、培育烈士遺孤的具體行動,用鮮血和生命筑起一道保護線。反動派多次圍剿桑浦山革命根據地,要對彭湃的后代斬草除根。潮安黨組織、潮安人民、潮安20多位“媽媽”,20多個家庭,先后接力舍命相救,保護烈士后代。他們對黨、對革命是何等的忠貞赤誠!桑浦山革命根據地、潮安蘇區人民是多么好的人民!
(參考:《紅色潮安記憶》,中共潮州市潮安區委、潮州市黨史研究室、潮州市社科聯編寫,2016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