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后勤工作分為三方面進行：一，建立稅站，保護商旅，繁榮市場，征收行商稅；二，建立武工隊、民運隊和鄉、區、縣政權，進行退租退息、減租減息，發展生產，動員參軍，支前籌糧；三，成立采購、加工、保管、運送軍用物資的軍需處。由于我們支隊軍需處，須要與軍用物資的主要來源單位香港后勤處和沿海稅站聯系，故在坪龍地區、香港和海、陸、惠、紫、五邊（支隊司令部）都設立后勤機構。坪龍地區，是惠寶、沿海邊線的中心，它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以及與海外聯系上都有著重要的地位，故我們的支隊力爭在這里建立根據地，而敵人對這個地方也是不甘棄守的。可見我們的財物來之不易，因而我們全體同志嚴格執行財經制度，對極為微薄的官兵一致的給養標準，沒有怨言。我們的艱苦樸素生活深深感動了廣大群眾，也激勵了我們的同志。

惠東寶人民護鄉團時期的后勤工作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惠東寶地區恢復武裝斗爭后已發展到一百一十多人。同年九月，吳送通知我和他一同回去成立軍需處。當時惠東寶人民護鄉團已成立了七個月，隊伍發展到三個大隊，江南特派員藍造任團長，管軍事，副特派員祁烽管政治、經濟。黨的領導機關，叫特派室，只有祁烽、干事楊鈞及三個佩帶短槍的警衛員，楊鈞也有一支小左輪槍。我和吳送沒有槍，但敵人幾乎天天向我們掃蕩，軍需處只好與特派室一起行軍。當時軍需處由曾堯、吳送分別擔任正副主任。江南地工委在六月決定成立三個大隊，建立政治機構，加強后勤、交通情報、稅站工作。稅站就是在這時建立起來的，下設一些分站，惠東寶護鄉團坪龍稅站就是其中的一個，站長李木，政委廖新華，在坪山、龍崗、沙灣、陳坑、葵涌等地活動。由于稅收已開始，我們隊伍人數又不多（三個大隊六百多人），故經濟常有剩余。至十二月底隊伍已擴大到一千八百多人（不包海陸惠紫五邊），戰斗規模越來越大，次數越來越頻繁，所以，軍需部門的任務就繁重了。

江南支隊時期的后勤工作

　　一九四八年二月，惠東寶人民護鄉團整編為廣東人民解放軍江南支隊，建立一、二、三、四、五團，活動于惠東寶和海陸紫等地。五月又建立獨立第四大隊，活動于平山、多祝的公路兩側，增強這一帶軍事力量，掩護惠、紫邊通往坪山地區的交通運輸線。領導上為了增強軍需力量，抽調吳送到二團搞軍需工作，調鐘光、葉浪輝到軍需處。七月軍需處開始設被服股，負責人鐘光、曾銳明；糧秣股，負責人葉浪輝、曾新；財務股，負責人何華；培訓會計人員由謝英明負責。還設立有五、六架衣車的車衣站，站長姓孫；設有五、六位同志的修械廠，負責人廖美田（后楊綠波）。建立有一挺機槍、三十多人的警衛排，排長為溫容生，服務員黃秉，還有一個十多人的短槍班，班長姓羅，副班長為陳宋輝。這些武裝力量是為著保護軍需處，護送軍用物資，以及從香港回來途徑軍需處前往支隊司令部和邊縱的同志。從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由于我軍事斗爭迅速發展，在七月中、下旬的七天里，我進攻沙魚涌和伏擊山子下的敵人取得了勝利，繳獲了大批槍（支）彈藥。我們軍需處正忙于接收裝備，同時組織修理換下來的損壞了的槍（支）。過了十天，我們又在紅花嶺與敵人展開大規模的戰斗，整整打了一天。當時我們軍需處駐在距離戰場七、八華里的碧嶺村，把接收和修理好的機槍、步槍源源（不斷地）供應前線，有力地支援了紅花嶺戰斗。由于軍事上的急劇發展，我們的主要隊伍需隨司令部東移海陸惠紫五邊去建立根據地。九月，抽調曾堯隨軍東上，副政委祁烽也隨司令部東上。祁烽指示我說：軍需處以后獨立工作，設立黨總支，可以接收新黨員，要堅持在坪龍地區活動。

東江一支隊時期的后勤工作

　　一九四九年我們隊伍已有七千二百多人。坪龍地區沿海的沙魚涌、葵涌、溪涌的敵人早已被我們趕走，沿海根據地已經形成，稅收迅速增多，被服的加工數量很大，炸藥雷管的需要量大幅度增加，從香港回來入伍的同志三幾天就來一批，少則十人，多則三幾百人，都要由軍需處裝備他們，接送他們；香港后勤處又常運來大批布料和毛氈等。司令部已在一月成立軍需總處，曾堯任處長，黃翔任軍需科科長，李根任糧秣科科長，何華也上調軍需總處。坪龍地區成立軍需分處，謝彬當主任，吳送當副主任，副官增加鐘火、李生二人，還增加了石潔、梁巧芳、趙志輝、謝波、謝贊、黎明等，由吳送帶領幾位人員在王母設立接應站。

　　我們所需的被服，彈藥主要靠從敵人手里繳獲，炸藥、雷管以及制作被服的布料主要是從香港采購，并由駐港后勤處運回。至于加工衣服、子彈袋、米袋、簡易膠鞋面，全是在我游擊區通過統戰商人和我車衣站加工。這些物資在游擊區的圩鎮是買不到的，一般商人也不敢經營這種買賣，因為一旦泄漏消息，就會有殺身的危險。

　　我們的物資保管和挑運，全靠地方黨和群眾的支持，因為我們軍需處的駐營時間一般是三兩天，在情況緊急時只住一天就要轉移。每次行軍都有三、五擔到十多擔物資隨行，以應付各團來領取，故經常遭到敵人的襲擊，有時我們來不及撤退，群眾叫我們先走，留下物資由他們代為掩藏。一九四九年一月間的一天，早上四時敵人已登上我們駐地朱古嶺村的山頭。群眾匆匆趕來報告，叫我們趕快離開，屋里物資由他們代為處理。群眾是冒著生命危險保護我們的呵！我們行軍都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晚上，走的又是崎嶇小路，他們挑著幾十斤重的物資，有時要爬過成千米的高山峻嶺，花費六、七個小時。我們的車衣站設在群眾家里，車衣人員化裝成群眾。修械廠設在靠近山坑的村莊，糧食也分散在群眾家里，各部隊要取糧食寫個小紙條就行。夏天到了，把隊伍的軍氈、寒衣收集起來托群眾代為保管。

　　支隊軍需與各團軍需工作分工，由支隊領導決定，各團活動范圍內的稅收和糧食供應由各團自理，剩余的款項上交支隊軍需處。一團沒有固定后勤地段，所需物資則由支隊供應。被服和日常生活開支都是沿襲東縱時的標準，日吃兩餐，每餐九兩米（16兩為一斤），二兩油，五分菜錢（港幣計），柴火自拾，每月加豬肉一斤。一年發面衣和內衣各兩套，布床單一張，手巾、牙刷各一件，竹帽一頂，防雨油布一平方米，膠鞋一對（一九四八年八月前發膠輪底一雙，我車衣站縫制的十字布鞋面一對，由同志們自縫）。冬天每人發軍氈一張，皮波恤衫一件。連以上干部發小蚊帳一張，公文袋一個，作戰望遠鏡一個，每人每月生活費一元。

　　三年來，我們隊伍已發展到一萬七千多人。被服供應原則上是由支隊軍需處供給，但只供應靠近領導機關的一、二團和司令部及途徑我處的來往同志。三團是自己解決，而在惠紫五邊和海陸豐活動的四、五、六團主要由自己解決。

　　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我江南地區的形勢也起了很大變化。三月，陸豐縣政府印發了陸豐銀行鉛印版鈔票，面額從一角到十元；海豐縣政府也油印了青、紅兩色的新海豐銀行鈔票，面額從一角到十元。四月，華南分局財委已建立南方銀行，印發了草綠色的南方券，面額為一元、二元、五元、十元。在我支隊地段的陸豐縣河田鎮成立了南方銀行第一支行，任命第七團政治部主任王泳兼行長，華南財委的陳培兼第一副行長，我為第二副行長，曾文為秘書。我們在河婆提回一百二十萬元南方券，開始逐步回收陸豐等銀行發行的鈔票以及其他各種鈔票。至九月下旬，駐河田鎮的各隊伍分頭到廣州、惠州等地準備接管城市，留下南方銀行第一支行的四十多位同志也隨著東江支前司令員劉宣帶領的司令部到陸豐、海豐兩縣接管財經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進入海豐縣重鎮汕尾接收廣東省銀行汕尾支行，并把它改為南方銀行汕尾辦事處，又接收了朱子文在汕尾的青洲鹽務署。

干后勤工作的主要體會

?　　在游擊戰爭的環境里干后勤工作，因為經費和物資都少，所以我們緊緊抓住這幾條；

　　一、依靠黨的領導。由于支隊黨委切實加強了對后勤工作的領導，各方面、各部門和全體指戰員都能體諒當時的困難，節衣縮食，艱苦奮斗，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忍受和克服許多難于想像的困難。如，交通站、情報站和稅務站每天都給我們傳遞敵情；從香港運回大批物資時，二團每每派出部隊在海邊接應。如果沒有黨的統一領導，后勤工作就不可能得到各方面的配合與支持；沒有軍事上打開斗爭局面，后勤工作就沒有活動的余地。

　　二、適應游擊區的特點，明確分工。我們是這樣分工的；籌糧由地方黨負責；籌款主要由香港財經小組和支隊所屬各團的稅站負責，但又要強調全局觀點，統一開支標準，剩余要上交。

　　三、依靠廣大群眾的支持與保護。在實際工作中，我們貫徹了黨所制定的為群眾謀利益的方針政策，因而得到群眾和愛國士紳、開明地主、商人的擁護。我們沒有穩定的后方，駐地往往離敵人只有十多華里，在情況惡劣時只有幾華里，群眾每每冒著生命危險來保護我們。如果得不到群眾的保護，我們就會難于立足。可見軍民魚水情誼多么重要。

　　（馬毓英）